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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丛林:晚清民初“内外轻重”态势演变
2017年02月20日 14: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董丛林 字号

内容摘要: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内外轻重”问题中, “内”指清廷和民初中央政权, “外”指地方特别是省区政权。“轻”、“重”则指实力状况和掌控能力的弱、强,并强调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相对演变态势。

关键词:演变;轻重;态势;内外轻重;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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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内外轻重”问题中,“内”指清廷和民初中央政权,“外”指地方特别是省区政权;“轻”、“重”则指实力状况和掌控能力的弱、强,并强调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相对演变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内外轻重”应该只有“内重外轻”或“内轻外重”这两种样态最为典型。

  西方影响与时代反差

  在晚清到民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内外轻重”问题已不单纯是国家内部自身的事情,而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因素密切相关。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直接牵系中央权力(晚清集中体现于专制皇权)的削弱,在特定情况下则对地方集团势力的坐大或有助益(譬如“借师助剿”导致淮系集团坐大)。“西力”冲击之外,还有“西器”、“西学”、“西政”的复杂影响。譬如“洋务”促进了湘淮特别是淮系集团的壮大;西方政治体制、国家结构学说传入后,引发关于专制与民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乃至单一制与联邦制的舆论,直接关涉“内外轻重”问题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这可谓在“中与西”层面上西方因素对“内与外”的影响,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向度。

  相连带的就是时代性反差。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上,一般来说,皇权专制同时也是中央集权的体制,地方上从郡县制确立基础上的演化,到行省制出现及其后逐步完善,自上而下各层级的政区系统,都置于中央的严密统辖之下。清前也是如此,而且达到皇权专制的顶峰,对地方的控制力空前严密和强固,是典型的“内重外轻”。及至晚清,更严格地说从咸丰、同治年间起,随着湘淮军政集团势力的崛起,遂出现“内轻外重”的醒目变局,并以此为趋向延续发展,与古代形成明显反差。这需要我们把握其中的关键线索。

  “三环链”的构成与凸显

  所谓“三环链”,是对湘系、淮系、袁世凯三大军政集团势力整体观照视野下的比喻。从“内重外轻”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来看,该“三环链”有着突出地位和作用,体现着基本走向。三集团递次生成,交错连接,相承相续,有同有异。就其构成要素来说,最基本的是两个结合,一是“政缘性”与“地缘性”有机结合;二是“军”与“政”有机结合。

  就前者而言,所谓“政缘性”,是指各集团内部有着共同的军政利益,在这方面乃是“利益共同体”,并有着对这种共同利益目标的一致追求和协同行动;就湘淮集团而言,“地缘性”是指分别以湖南和安徽籍人为主体与基干(当然也包括部分非湘、皖籍人员),袁世凯集团的要员则是以“北洋”地域者为最集中。

  就后者而言,“军”主要指湘军、淮军和北洋军;“政”则特指督抚权柄、省区政权,显然与“政缘性”之“政”有所不同。军、政的有机结合体现于如下关系中:“军”为基础和支柱,“政”则是在“军”的支撑下而获取,军权之外,更包括对财政、人事、司法等权的综合把控。在其集团中,只有军政集权于一身者,才能真正成为显要大员、一方诸侯;只有实现这种军政结合,湘、淮、袁集团才可能真正具备其典型形态。

  在这两个结合的具体事项和情状上,除具有共性之外,三个集团也有明显差异。篇幅所限,这里不能详细解析,笔者只想强调这样一种逐步变异:从“政缘性”所涵盖的集团要员的政治特征来看,以湘系元老层人物相对而言最显“公忠”和传统;淮系集团的功利色彩明显增重,主要体现于器物、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因素也同时加强;及至袁世凯集团,除了功利性外,道德层面上则严重恶化,“公忠”难觅踪影,专重“权术”争竞和个人控制,若从形式和表面上看,北洋军似乎已颇具“国家规范”,实际上,其“私属性”愈发强化,这是造就其“军阀”成型的基因。“军阀”的出台,无疑在中国近代史上害莫大焉。

  转换节点与前后承接

  “三环链”到了袁世凯集团这一环节上,前承晚清,后接民国,体现重要的时段转换节点,同时也是角色转换节点。袁世凯靠其集团势力支撑,在特定形势下“代清”取得中央政柄,实现由“外”到“内”的“位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此转化成“内重外轻”的格局。随着袁世凯地位和角色的转变,就领全国之局而言,其“势能”也就顿显弱化。袁世凯本人很快败亡,典型的军阀割据局面出现,多头并立,空前纷乱,持续多年,与晚清时段的“内轻外重”相比,显出其特有的具体状貌。这需要我们由袁世凯的转换节点看其前后承接的历史剧目。

  其前紧连辛亥革命的高潮期和清末新政中的“预备立宪”场次,两者在时间上几乎重合。这绝非偶然,可谓冲击与应对的双面反应。辛亥革命要推翻的对象是清王朝,清廷当然首当其冲,面临空前危机和空前“失重”。在清朝的“预备立宪”中,则出现了激烈而微妙的博弈,一方致力于维护、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另一方主张实行“立宪”和地方自治。就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的角力者来说,无疑是针对在地方实力派挤压下皇权衰落、朝廷失势局面的力图反拨,实际上收效有限,未能扼制“内轻外重”的实际发展态势,至多为集权赢得一些“表面指标”上的提升而已。而此间中央集权利弊之议成为舆论焦点之一,“指弊论”者势头颇盛。总体看来,“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既有对抗力,也有一定的客观合同力。其结果乃是出现了袁世凯取代清帝之局,使“清末新政”不终而终,也使辛亥革命不败而败。

  纵观晚清到民初这一时段“内轻外重”不断发展的总体态势,其间也不排除局部和暂时的反弹,以及表面形态上的某种变异(如中央权力的“名重实轻”),呈现波动而非平直的曲线抬升。到民国初年,袁世凯开启了军阀统治的乱端,正是在这种乱局中,遂有“联省自治”筹议和相关实践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联省自治”当时是应势而生的“顺产儿”,有其特定意义上的现实合理性,但并不等于具有宏观历史意义上的同等正确性,也绝不意味着它是救国救世的妙方,后续的历史演进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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