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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不消 ——以史为鉴反思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
2017年11月14日 1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尚扬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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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早在使徒时代,基督教就已将中国列为其传教的目标地。及至近代,一些西方传教士更沉迷于“中华归主”、基督化中国的“美梦”。到了现当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却被普遍视作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不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性的公共论域中,基督教的中国化都成了事关基督教本身在中国的发展态势的重大论题,相关研究成果可谓让人目不暇接。

  笔者想就以下几个问题略献刍荛之见。首先,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问题。这貌似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性问题,教内人士可能会断然答曰:基督教的中国化当然要由教会和信徒担纲主体角色。揆诸中国基督教历史,这种解答似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例如,自景教于贞观九年入华之始,其教内精英人士就自觉全面附会和适应中华本土的儒释道,以求自身之高效的传播与发展。景教本公教之异端聂斯托利派,入华后难以命名,乃附会老子李聃之思想曰:“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以此为景教命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这分明是影射周末老子乘青牛西入流沙的传说,喻景教东来是再兴老子之教。凡此皆说明景教为求得发展,附会为李唐所攀附的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景教教士还附会外来宗教佛教,景教碑、《三威蒙度赞》等汉语景教文献屡屡援用佛家术语,如妙有、慈航、世尊等,乃至以佛称上帝,以贝叶梵音称景教经典,景教神职人员都以僧自称,更以接受朝廷所赐之紫袈裟为荣。当然,更重要的是,景教教士还自觉地附会主流的儒家思想,一方面,他们对信徒以尊君事父相号召,大倡忠孝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以“道非圣不弘”相标榜,自觉将景教置于普遍王权设置的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框架之内。这种全面的本土化确实迎来了景教的一时兴盛,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景。

  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策略之制定人利玛窦在长期的摸索过程中,明确要求各宗教团体在中国须“依基督教的方式修正和适应”。他的适应策略包括以下数端:合儒斥佛,走上层路线,以皈依士大夫为切入点,进而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圈;对维系着中国大一统的重要支柱——祭祖敬孔仪式进行去宗教化的道德解释,并容忍之,以此消除中国天主教徒宗教生活中的障碍;适应中国人信奉书本上的道理和以文会友的习惯,采用哑式传教法,以中文著作传播天主教;采用科学传教法,为了满足一些儒生乃至朝廷对地理学、天文学、历法、数学等西洋科技的浓厚兴趣与需要,以西洋科技为辅助手段进行传教。此举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也为天主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氛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采用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本质上就是使天主教中国化。

  如此看来,似乎内生动力才是助推基督教中国化的有效机制,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诚如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指出的那样,传统中国社会和帝国政府都会要求外来者在文化、礼仪、社会、政治和宗教等各个层面符合中国的正统。如果没有明末民间和官方人士掀起反教浪潮,批判天主教裂性、反伦、诬天,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的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致力于融合儒耶,炮制出融汇儒耶的“儒教一神论”——一种儒化了的天主教。如果没有20世纪20年代持续6年之久的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当时政府发起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很难想象由教内人士为了应对时局而倡导的自立教会运动与本色化运动能向收回教权的纵深推进。由此看来,基督教的中国化是由教会内在的传播需求或内驱力与来自社会的律令式的要求或压力这两者合力促成与推动的,忽视其中任何一方的作用,对基督教的中国化的理解都会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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