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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合一”背景下的明清晋商经济伦理
2018年07月19日 09:59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曾江 周建波 字号

内容摘要:中唐以后,儒、释、道三家文化相互影响、逐渐融合,至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一种“三教合一”的新文化局面,晋商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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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唐以后,儒、释、道三家文化相互影响、逐渐融合,至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一种“三教合一”的新文化局面,晋商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基于三家伦理的经商之道

  山西商人多为“弃儒就贾”,其经商之道是从儒家的道德训诫中汲取了丰富的实践理性层面的商业伦理。

  晋商创业与经营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勤”字,很多晋商将“勤”作为家训代代相传。这种精神来源于佛教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与道教全真派“打尘劳”的传统,也符合儒、释、道三家共通的“做工夫”的要求,是晋商家族传承数百年不衰的一项精神法宝。与徽商等其他商帮相比,晋商往往更具备勤俭持家的美德。

  除勤俭之外,诚信也是山西商人为世人所称道的重要商业伦理。晋商乃至中国商人的诚信来源于传统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伦理,人与人之间的信用本质上是每个人面对自身的真实。加之佛、道两教以善恶果报说对民间信仰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山西商人在商业行为中表现出既畏天命、又畏鬼神的伦理特点,许多诚信不欺的事迹见于记载并广为流传。

  在勤俭、诚信的商业伦理指导下,明清晋商往往在工作与生活中高度敬业、自律,展现出良好的修养与信誉。

  依托于宗族关系的经营管理制度

  山西商人在明代即发明了“伙计制”,到清代时发展成为“股俸制”,部分近似于现代的股份制。在这种制度下,东家对大掌柜及其他员工要有充分的信任,并予以他们分享收益的权利。合伙经营需要有共同的认同基础,这种认同基础可能是血缘、亲缘、地缘,或是相同的宗教认同、文化认同。晋商的群体意识既来自于同族、同乡之间的天然联系,也建立在山西人共同的关公信仰所蕴含的信义传统之上。

  晋商的企业组织通常以家族经营模式为基础,股东多是宗亲,资本的扩充并非来自于社会闲散资金。这种组织方式意在实现家族内的共富,而非为满足筹资需求,其性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坚实的社会宗族结构赋予这一制度良好的稳定性与效率性,使企业在经营中能够将传统的礼法和宗教结合起来,成为管理和分配的依据。

  山西商号中的宗法等级极为严格,商号职员几乎都为亲族子弟或同乡人氏,相互间形成一个错综的关系网,这种基于亲缘和地缘的宗族向心力能够保证企业经营管理的顺利实施。明清山西票号和账局在选择伙计时,只聘用同乡人,并且要由当地有身份的乡绅或资质丰厚的商铺进行担保,担保人对被保人负有连带责任。因此,担保人往往是与被保人家族有着数代紧密联系的熟人,其担保的凭借在于被保人整个宗族的力量。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被保人必须谨慎做事、忠于职守。否则,一旦由于自身过失而造成商号损失或被辞退,将对整个宗族的信用形成冲击,有辱祖宗和家长的体面。这种担保机制建立在宗法社会基础上,对人员品行形成了有力约束,有利于加强晋商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效率。

  以晋商为代表的传统中国企业通过行规、号规、家规对企业参与者的行为进行约束,靠自治和约定俗成来达成商业秩序。其管理文化融会儒、道、兵、法等诸子百家的智慧,并辅之以严谨的家法规制。正是依靠这种结合了宗族关系与商业功能的经营管理制度,许多晋商企业才能够传承数代而不衰。

  商业信用与金融信用

  传统中国文化为晋商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信用土壤,儒家将“诚”“信”视作人生修养的重要准则。同时,在明清三教合一的文化背景下,民间信仰高度融合,天理报应、鬼神之说深入人心。因此,山西商人普遍有着作为内心道德规范的善恶观,并对神灵葆有敬畏。晋商的信用基础是源自儒、释、道三家思想中“修己以安人”“自净其意”“修善修福”的自我生命追求。

  在晋商的商业往来中,往往要与贸易对象建立长期交易的“相与”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需要在前期对对方进行全面考察与了解。而一旦建立了“相与”关系,则要进行长期的相互扶持,不轻易催逼欠债、诉诸官司。“相与”的商号之间交往以信义为先,遇到困难时,即便自身利益受损,也要互助救济、共渡难关。

  晋商会馆在商业交易中发挥了重要的自治作用,依托自身的地缘联系,帮助成员间交流信息、缔约立规,并保证信用执行。会馆一方面制定行规业律、规范市场行为,对有违交易公平与信用的行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则在成员中提倡诚信、敬业、乐群等道德理念,通过建设良好的文化氛围来促进成员自律。会馆还以关公、乡土神、行业神等神灵来对不诚信的商业行为进行约束。

  金融的基础在于信用,晋商票号的出现本身即是晋商商号长期以来良好信用关系的延伸,是晋商信用制度与信用文化集大成的展现。资金的存放、兑付、支取等各个环节皆蕴含了社会对票号的广泛认同与信任。

  在票号经营中,放款以信用放款为主,全凭借款者信用,无需实物抵押。据计算,当时在晋商182家票号的放款中,信用放款占到96%,抵押贷款仅占4%。放款的信用依据主要是晋商各地商号之间多年业务往来所奠定的信誉基础以及借款商号经营者个人的人格保证,并无成法可依,也很少能借助法律进行制裁。

  在异地借贷中,晋商票号仍然主要实行无抵押信用借贷。在清政府大力推行的保甲制度下,各地居民相保互察。这一制度与传统中国基层的宗法社会结构相辅相成,“保甲为经,宗族为纬”,在各地城乡形成了自治、自教、自救的稳定秩序。民众在道德上能够彼此约束、共同管理,为票号在非熟人社会中发放信用贷款提供了客观保障与依据。

  “汇通天下”的金融观

  传统中国思想将人生道德修养的目标指向家国天下,要求人以天下、生民为己任,这对晋商群体的事业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

  晋商票号的名字皆体现了创业者的胸怀,如日升昌、蔚泰厚、合盛元、大德通、大德恒等,山西商人在票号命名中将传统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注入其中,兼取仁、义、礼、智、信等多种商业伦理,作为对自身在商业活动中能够合利于义、兼济天下的提醒与期许。山西首家票号日升昌挂出“汇通天下”的题匾,是对晋商金融观的最佳注脚。

  许多票号采取合伙制、股份制、联号制,立足于合作共赢、利益均沾,这反映了儒家追求“大利”的传统。在内部组织上,票号能够超越传统的家族企业限制,建立起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的委托经营形式以及总经理负责制,东家对经理、掌柜委以全权,按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对其完全信赖、尊重。这一“委托-代理”模式能够有效运转,有赖于晋商行事首先讲求信义的精神,以及开放宽博的公心。在资金管理中,票号皆采取“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方针,由总号全局统筹,进行灵活调度,以提高资金运转的效率和收益率。这是深受道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思想的影响,从整体视角打破畛域分别,统筹金融运营。

  到清朝末年,蔚丰厚票号执事李宏龄鉴于时局艰难,票号在各国列强与官办银行的挤压下渐渐面临困境,于是致信东家,建议改革旧习、精选人才以应对激烈的商战竞争。后来,李宏龄还倡议诸晋商票号合组银行,这种改革的魄力正是来自山西金融商人所秉持的公心与公义。清末,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渠本翘等晋商更联合起来爱国保晋,从各票号中挪借资金交纳赎矿款,竭尽私囊承担国家赔款,历经十数年的抗争,终于保住了本省的煤铁资源。山西金融商人在百业凋零之际立下旷世之功,成为抵御外商的中流砥柱,这正是来源于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为生民立命的崇高使命感。

作者简介

姓名:曾江 周建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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