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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宗教批判维度 ——鲍威尔的“宗教异化论”浅析
2021年03月31日 15:00 来源:《求索》2004年第3期 作者:卜祥记 字号
2021年03月31日 15:00
来源:《求索》2004年第3期 作者:卜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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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鲍威尔宗教批判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异化论”源自于黑格尔的“不幸意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鲍威尔宗教批判的锋芒,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一起构成马克思由宗教批判向政治、社会批判过渡的理论前提。全面阐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作为超越一切思辨哲学的根本性质,鲍威尔的宗教异化论是一个不可缺失的历史环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新的维度——宗教批判的维度

  关键词:不幸意识;宗教异化;思辨哲学;自我意识;

  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本质超越,最初正是通过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异化论的扬弃入手的。鲍威尔的“宗教异化论”与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一起, 共同构成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前提,构成马克思哲学革命所要超越的思辨哲学的重要理论环节。但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理论环节,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一 鲍威尔的“宗教异化论”不过是对黑格尔的“不幸意识”的诠释

  鲍威尔的宗教异化论是他的基督教起源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而他的基督教起源论不过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不幸意识”的诠释,因此,鲍威尔的宗教异化论也就与黑格尔的“不幸意识”理论有着割舍不开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关于“意识发展史”的学问,它描述了广义的“意识”由“意识”、“自我意识”到“理性”的发展历程。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是“对于自身本身的知识”,是“从感性的和知觉的世界的存在反思而来的”1,它扬弃了“对于他物的知识”,是“自在自为”的意识,是“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1。由于“自我意识有另一个自我意识和它对立”1,因而还不是真正的自由。这就决定了自我意识“必定要扬弃它的这个对方”,“扬弃那另外一个独立的存在,以便确立和确信它自己的存在”,并“进而扬弃它自己本身,因为这个对方就是它本身”1。在这里出现的是“自我意识的自由”,而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就其出现在人类精神的历史上作为一个自觉的现象而言就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罗马哲学,是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意识。

  作为一个有着浓厚历史感的哲学大师,黑格尔后来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意识是罗马世界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产物。在他看来,一方面,那个扼杀了各族人民活生生个性的罗马世界激发起自我意识的自由,另一个方面,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却又由于罗马世界的悲苦而“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但是,不论它是像斯多葛主义那样,通过对有限存在的漠不关心沉浸于“单纯的自身自由”,还是像怀疑主义那样,通过把有限存在宣布为完全没有重要性和独立性的东西达成“思维自身中的这种宁静”1,自我意识的自由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它者”,即与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相对立的罗马强权的威胁。在黑格尔看来,这个“它者”不是与自我意识不相干的另一个“它者”,而就是自身的“它者”;自我意识的自由与罗马强权的分裂是存在于自我意识自身之内的矛盾的东西,因而表现为自我的苦恼意识。正是这种哲学以及与这种哲学相关联的“苦恼意识”催生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基督教。黑格尔把基督教看作是罗马世界的“苦恼意识”的产物,并把其看作是宗教发展的最完善的形式。

  鲍威尔关于宗教——基督教本质的“自我意识哲学”充分证明了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其一,他像黑格尔一样,把基督教的起源追溯到“自我意识的自由”,追溯到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在人类精神的历史上作为一个自觉的现象而言的希腊罗马哲学,即把基督教的起源追溯到希腊—罗马世界,追溯到与希腊—罗马的精神状况相适合的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意识。其二,鲍威尔关于“苦恼意识”是基督教的真正基础,基督教是异化的自我意识的产物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来自于黑格尔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意识发展史的逻辑展开,使得鲍威尔有理由把宗教的产生看作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但是,鲍威尔的宗教立场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他把黑格尔视作意识发展环节的自我意识看作是最高的原则,因而鲍威尔强调“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并把黑格尔的立场解释为自我意识的立场。因此,在概述他所理解的黑格尔立场时,鲍威尔写道:“宗教的关系只是自我意识的内在的自我关系,所有那些看来是独立于自我意识的力量,不论是实体还是绝对观念,都不过是被宗教幻想所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的不同阶段。”2另一方面,鲍威尔把自我意识的发展看作是不停息的过程,把作为异化的自我意识的产物的宗教也看作是暂时的环节。他并不认为基督教是最完善的宗教这种看法是黑格尔的真实观点,鲍威尔所要赋予黑格尔的是一种宗教泛神论的、甚至不仅是泛神论的理论色彩,他要证明,“秘密的”黑格尔摧毁了宗教的观念,把无限的自我意识看作是唯一永存的东西,黑格尔是“比他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更伟大的革命者”2。实际上,在这里,黑格尔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鲍威尔自己所理解的黑格尔,是鲍威尔自己对宗教的批判,是鲍威尔自己的“宗教异化论”。

  二 宗教是异化的自我意识的产物

  宗教是人的缺乏意识、或异化的自我意识的产物,这是鲍威尔“宗教异化论”的核心观点。在鲍威尔看来,在人类生活的最早时期,种族精神和自然意识构成历史进程的基础。由此出现的乃是自然的宗教。由于这种自然的宗教把家庭和种族,把自然界的力量作为支配人的生存、拯救人类灵魂的希望,因此个人被融入家庭、种族和自然力量之中。这种看法实际上来自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但是,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当黑格尔认为犹太教应属于精神战胜了自然而不再依附于自然的自由宗教时,鲍威尔则认为“犹太教只能满足那种对外在世界、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的需要”3,还是自然宗教的一种形式。他的基本理由是:“犹太人的义务就是要从属于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即他们活着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但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长处,它有许多缺陷。以其普遍本质形式出现的人,即作为不再是一个家庭、一个部落或一个国家的成员的人,对犹太教来说依然是陌生的。”3这就使得犹太人像过着“自然和种族生活”时代的人一样,不知道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反而依附于人格化的自然力量——各种神。

  鲍威尔认为,不论是在自然的宗教中,还是在犹太教中,宗教的锁链都是被美丽的鲜花所缠绕着的,因而自我意识的丧失和异化是不自觉的。鲍威尔指出:“在古代的宗教中,根本的利益隐藏和掩盖着异化的深度和恐怖,自然观使人着迷,家庭联系具有一种甜蜜的魅力,民族利益使宗教精神同宗教精神所崇拜的力量处于激烈的紧张关系之中,套在为宗教服务的人类精神上的锁链缠绕着鲜花,人正象装饰得绚丽多彩的供献祭用的牲畜一样,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了他的宗教力量,他身上带的锁链本身欺骗了他,不让他知道这种服务的艰辛。”4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在精神的历史上表现为希腊—罗马世界哲学,即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

  正像罗森领会的那样,在鲍威尔看来,正是“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哲学和怀疑论向人揭示了人的内在性,要求给人以权利,使人意识到自我意识原则”3。但是,这种自我意识在希腊—罗马世界却是以“异化的自我意识”的形式,或者用黑格尔的语言,是以“苦恼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一方面罗马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打碎了旧的家庭和种族联系,确立起个体性原则,作为自我意识哲学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就是这种个体性原则的哲学表现。但是,另一方面,罗马皇帝的强权又为自我意识的主体设置了“束缚普遍生活的种种限制”,而只剩下一个“空虚的自我”。自我意识的这种苦恼使得他只能再度到宗教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拯救自己的保证。由此一来,在自然宗教、犹太教瓦解之后出现的自我就并不是人本身,而是在上帝面前体现为整个人类代表的唯一的“我”,即耶稣基督。自我意识沦为异化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异化的自我意识造就了基督教。对此,鲍威尔在一段非常精彩的语言中作了如下阐述:“当花朵在历史的进程中凋谢了的时候,锁链就被罗马的力量打碎了。精神抽象的吸血鬼完成了这一工作。它吸尽了人类的生机和活力,吸尽了人类的脂膏,直至最后一滴血:自然和艺术,家庭、民族和国家都被吮吸了,但在崩溃了的世界的废墟上只剩下奄奄一息的‘自我’这一唯一的力量。在遭到巨大损失之后,‘自我’还不能立即从自己的深度和普遍性中重建自然和艺术、民族和国家。勿宁说,现在发生的伟大和惊人事件,‘自我’所从事的唯一活动,就是吸收至今世界上还存在的一切东西。现在‘自我’就是一切,但‘自我’是空的;现在‘自我’成了普遍力量,但它不得不在世界的废墟上对自己感到恐惧,由于损失而感到绝望;空的、吞食一切的‘自我’对自己感到畏惧,它不敢把自己看作一切,看作普遍力量,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宗教精神,并完成自己的异化,因为,它把自己的普遍力量当作一种异己的力量同自己对立,面对这种力量,它胆战心惊地为自己的生存和幸福而工作。它把救世主看作自己生存的保证,对它说来, 救世主只代表根本上就是它自己的那个人,就是说,它把自己看作一种普遍力量,但这种普遍力量也正是它本身,也就是它把自己看作这样一种力量,在它的作用下,一切自然观, 家庭精神、民族精神和国家生活的道德规范,以及艺术观都统统毁灭了。”4

  在鲍威尔看来,如果说自然宗教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的产物,那么,基督教则是这种异化的自我意识的最高产物;作为这样一种产物,基督教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真正进步,又是自我意识觉醒道路上最坏的宗教。作为历史的必然,基督教的产生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经环节,是“人的本性和命运”2;在一定意义上,基督教的出现还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基督教把人类从古代宗教的自然、家庭和民族精神的枷锁下解放了出来,瓦解了自然的和隐蔽的异化,把创造世界的动力转到了“自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基督教同时又是最坏的宗教,因为基督教把这个“自我”变成了“空虚的自我”,它是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的,他依然不知道是他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而是把“自我”交付给了一个异己的“大我”——耶稣基督。因而,基督教意识“背离了人的使命,把这一使命移到了天国,使狼狈的、悲惨的个体的自我同真正的普遍的自我,即值得称之为人的个体的自我彻底决裂”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威尔指出:“基督教是向人们许诺的最多即许诺了一切而又收回得最多即剥夺了一切的宗教”2。

  鲍威尔还认为,作为异化的自我意识之产物的基督教,把人的本质和兴趣移植到一个虚构的、幻想的领域,要求信徒只关心灵魂的拯救和来世的生活,使人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内在空虚的、没有人性的”人3,“人本身在宗教中成了一个非人的实体,并崇拜这个实体,虽然这个实体没有人的本质——人性”3。在这里发生的乃是深刻的异化:自我意识刚刚觉醒了人类,却面对着一个异化的颠倒的世界;世界的歪曲和颠倒又使得苦恼的人类把对这一世界的抗议转移到天国与来世。但当这一过程发生了的时候,那个异化了的人类的本质就不再受人的控制,它反而变成了支配人类的绝对的自我(耶稣基督),自我变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恐惧感的、没有自主理性、屈从于绝对自我的、空虚的存在。这种与其说是人的存在,不如说就是动物的存在。因此, 鲍威尔指出:“我们竟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动物’成了人的完美的典型,动物的状况成了人的正常处境。”3在鲍威尔看来,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动物精神”3,是“动物教”3,信教的人就是“不会说话的动物”3。

  三 呈现自我意识的宗教批判是扬弃自我意识异化的根本出路

  既然宗教是异化的自我意识的产物,基督教是一个彻底异化了的自我意识产物,是世界最大的灾难,那么宗教异化的扬弃、基督教的扬弃就决不是简单地收回那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 而是在自我意识的内部爆发革命,不是简单地扬弃异化了的宗教,而是在本质上扬弃那异化了的自我意识,恢复人在自我意识方面作为自由人的本质。对宗教的一切批判都不过是以批判为最高手段,以达成非异化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呈现。

  在这里,鲍威尔不仅自觉地意识到了他与费尔巴哈在宗教异化观上的区别,而且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也的确构成了鲍威尔和与费尔巴哈的一个重要区别。应当说,在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点上,鲍威尔与费尔巴哈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费尔巴哈只是更多地肯定了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事实,并认为只要在主词和宾词之间实现一种颠倒,把异化了的人的本质收回到人本身就可以克服这种异化。鲍威尔则不然,他强调在这里发生的乃是双重的异化,即宗教不仅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且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样一来,那些对象化了的、或异化了的天国中的对象和观念就变成分裂了的精神的作品,是这种分裂了的精神的对象化,因而这些天国中的对象和观念也必然是畸形的,支离破碎的。各篇福音书之间相互矛盾的记载以及与自然事理相冲突的、只能作为神秘的东西来理解的神迹故事,就是分裂了的自我意识编造出的畸形的支离破碎的故事,是已经异化了的自我意识的再次异化——异化的自我意识编造出来的支离破碎的东西却变成了崇拜的绝对对象。对此,难道仅仅依靠把人所创造出来的对象简单地收归于人自身就可以完成对宗教异化的扬弃吗?对此,鲍威尔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鲍威尔认为,宗教异化的扬弃决不可以通过把异化了的本质简单地收回就可以解决的。对于一个异化了的自我意识来说,你可以向他指出宗教信仰是他自己的产品,但如果不能彻底清除他的自我意识的异化,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局:“当他正要用人的眼睛去看待它们时,他又闭上了眼睛一头拜倒在他自己的产品面前。”2因而,没有对自我意识的异化的清除,那作为异化的自我意识产物的宗教的异化是不可能消除的。同时,在鲍威尔看来,如果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依靠对异化的这种简单收回扬弃宗教的异化,那么由此得到的将不过是新的宗教、新的神,只不过这时候在费尔巴哈这里,作为神的不再是上帝,而变成了“人类”自己。鲍威尔指出: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是宗教;类是不受人支配的一种力量,它在人的存在之外指导类的生活。”3他甚至挖苦地称其为“迄今为止最大的神秘主义者”3。鲍威尔还认为,费尔巴哈把人类作为新的神和上帝,表明他并不真正了解宗教的本质。鲍威尔写到:“一句话,人类是一种新的上帝或新发现的上帝;但正如在任何宗教中一样,这里的人也被描绘成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宗教是非人的观点,是歪曲的本质,它是无能为力、恭顺和软弱的反映……[然而,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却是经过粉饰的上帝的极乐之地,是塞满了想象的仓库。当目光为神圣的阳光照得茫然无措时,即当它凝视光彩夺目的上帝的光环时,它就不可能抓住宗教的本质。”3

  此外,鲍威尔还批评费尔巴哈把人类学变成神学或把神学变成人类学时,他就与黑格尔没有什么区别了。鲍威尔是这样分析的:“费尔巴哈同黑格尔的区别只表现在细节上和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两人都代表了同一个立场……两人都武断地行事,都是从无限而不是从有限出发,而且仍拘泥于这一出发点。当费尔巴哈把神学变成人类学时,他做了些什么呢?他所做的恰恰就是黑格尔把神学上升为哲学时所做的事。在人类学中,神学被神圣化、被综合、被取消了,正如它在黑格尔哲学中所经历的过程一样。”3对于鲍威尔的这一指责,有三点是必须指出的:

  其一,就像兹维·罗森所说的那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鲍威尔于1845年宣称费尔巴哈使用了黑格尔的概念,特别是那些接近于神学的概念时,他实际上就已背离了他自己先前对黑格尔所作的无神论解释。”3

  其二,他对费尔巴哈的指责同样也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如果说费尔巴哈把作为“类”的“人”变成了新的神,那么鲍威尔自己不也把“自我意识”同样变成了新的神吗!马克思后来曾经非常深刻指出了这一点,认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对神学的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 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5

  其三,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费尔巴哈回应鲍威尔的时候,也反过来指责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是来自黑格尔的旧哲学, 并认为只有自己把自我意识归结为“人”,或者“人才是自我意识”这一命题才是对思辨哲学的超越。他说:“一种新的原则,经常是带着一个新的名称出现的。就是说,它将一个名称从低级的、从属的地位中提升到君主的地位,将它当成最高的称号。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识,那就是以旧哲学的含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因为旧哲学的自我意识是与人分离的,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人才是这种自我意识。”6

  单就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对对方的指责来看,他们之间每一个人的说法似乎都是深刻的,但同时这种对对方的每一指责又都可以使用到自己身上。这种奇怪的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无论是鲍威尔还是费尔巴哈,他们还都停留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框架内。就像鲍威尔与斯特劳斯的争论是神学家之间的“兄弟之争”一样,鲍威尔与费尔巴哈的争论也可以说是在思辨哲学范围之内的“兄弟之争”,是作为新的神的“自我意识”与同样作为新的神的“人”的神学争论。当鲍威尔指责费尔巴哈通过简单地收回人的异化了的本质,必然导致以“人”为神的新神学的时候,当鲍威尔认为只有彻底扬弃自我意识的异化,在自我意识的深处爆发革命,从而把自我意识的批判绝对化为最高的、唯一的批判原则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自我意识的批判的‘纯洁性’和‘无限性’也同样是神学的局限性”7。

  “德国的破坏性原则,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7马克思的这句话针对的正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在鲍威尔看来,自我意识的解放是消除宗教异化的必然前提,也是全部政治斗争的必然前提,而达到自我意识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不懈的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即鲍威尔所说的作为“我们唯一的精神支柱”的“理论”。这样一来,在鲍威尔这里,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理论”和“批判”就变成了最高的原则和最为紧迫的事情。与理论批判相比,一切世俗的实践活动就只是次要的了,因为没有理论之光,一切实践都是盲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威尔把理论看作是最高的实践。因此,1841年4月,当马克思试图放弃谋取大学讲师职位、投身实践生涯的时候,鲍威尔极力表示反对:“你想投身实践生涯,这是胡闹。今天理论就是最好的实践, 而我们还根本无法预言,理论将在多大的意义上变成实践。”8

  四 鲍威尔“宗教异化论”是德国批判哲学的历史环节, 也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自我意识”在鲍威尔这里,就像“绝对理念”在黑格尔那里、“人”在费尔巴哈那里发生的一样,现在同样变成了独立的存在物,变成了“神”一样的存在。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性,就像在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处于当时的理论需要历史地发生的那样,可以在许多方面给予严厉的指责。但是, 作为40年代德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是德国近代思想发展史的必然产物,是德国近代思想解放——尤其是在宗教批判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是德国近代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初期的现实要求在思想上的升华。如果仅仅从马克思后来对鲍威尔的批判中引用现成的段落来指责鲍威尔的理论不足,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情了。然而,由此一来, 德国近代思想的逻辑和历史进展中断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和历史环节。

  应当指出,当斯特劳斯和鲍威尔把自康德以来并一直到黑格尔才达成内在统一的实体与主体、哲学与宗教的统一再度分裂开来的时候,当他们分别以实体与主体来诠释基督教的本质及其历史进程的时候,单纯从理论的完满性来说,这的确是理论发展的倒退。但是,这种倒退是在黑格尔哲学的世俗化过程中发生的。正是在这一世俗化过程中,在由斯特劳斯到鲍威尔逐步激进的宗教批判展开中,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因素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海涅曾经认为:法国革命摧毁了皇帝的宝座,而康德、费希特的哲学革命则摧毁了皇帝宝座的靠山——上帝。在这里,海涅的说法包含着双重的错误。其一,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相比,远不能说康德、费希特摧毁了上帝;其二,与斯特劳斯、鲍威尔相比,黑格尔对上帝的摧毁还仅仅只能说是潜在的,对基督教的彻底而鲜明的批判只是从斯特劳斯和鲍威尔才开始,并在费尔巴哈那里最终达成对一般宗教的批判。可以说,在宗教批判的领域中,在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上,斯特劳斯和鲍威尔所实现的再度分裂,即使在单纯的理论意义上,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应当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当然,至于他们在实体与主体的关系上所实现的同样的分裂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就是一个需要在黑格尔哲学世俗化的现实内容的意义上才是可以理解的了。从总体上来说,实体与主体的分裂或统一,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好或坏的价值判断;在康德、费希特那里出现的实体与主体的分裂、在黑格尔那里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以及在斯特劳斯、鲍威尔这里再度出现的实体与主体的分裂都具有各自的历史合理性:

  其一,在作为黑格尔哲学前提的康德、费希特哲学中,实体与主体分裂是那在德国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在与哲学层面上的当然的反映;

  其二,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哲学原则,则是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之后,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强的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在哲学上的反映。但是,同样由于资产阶级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在黑格尔那里,作为资产阶级现实要求的哲学表达还是以隐晦的主体意识和保守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现实性要求一方面在自我意识的主动性中得到了更为明确地表述,但另一方面这种主体的自我意识最终却消失在绝对的实体之中,消失在作为绝对的现实象征的基督教和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中。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黑格尔哲学在新的历史发展要求下不可避免的解体;

  其三,当斯特劳斯与鲍威尔从黑格尔作为哲学主题的“实体即主体”的宗教表达着手,即从宗教领域开始,根据他们分别从黑格尔哲学中所选取的实体与自我意识因素,开始宗教批判的时候,实体与主体的统一再度分裂开来。然而,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首次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晦涩难懂的语言和令人畏惧的庞大体系,以宗教反叛的形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鲍威尔之由黑格尔的实体与主体的统一退回到纯粹的主体,尽管在理论上看来似乎是向片面性的方向迈了一大步,但是这一步不仅是历史的要求,而且是历史的进步。

  当然,历史的发展会不断地向理论提出新的要求,鲍威尔哲学是一定要被新的历史要求抛在身后的,那在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过程中所发生的实体与主体的分裂必然会再度统一起来。然而,这种统一已经不可能在黑格尔原有的哲学基础上发生了,由于斯特劳斯和鲍威尔哲学的中介,黑格尔哲学的内在局限性已经在“实体哲学”与“自我意识哲学”中以极端的形式暴露无遗。奠定一个全新的哲学基础,创立一种全新的哲学世界,这就是马克思所实现的人类哲学史中最伟大的变革。但是,这一变革也只有当马克思走出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基地,伴随着对斯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以及作为他们共同理论“诞生地”5和“母亲”5的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才是可能的。

  注释

  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116、122、123、123、137页。

  2 (13) (15) (22) [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62、55、58~59、59、67页。

  3 (11) (14) (16) (17)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 [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03、104~105、109、113、113、114、115、114、115、120、119、121、121、121页。

  4 (12) 黄楠森, 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129~130页。

  5 (28) (33)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7、157页。

  6 (29)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新1版,第117页。

  7 (30)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142、48页。

  8 (32) [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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