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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改革的两种版本
2018年07月25日 10:22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李天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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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作者简介:

  Two Versions of Chinese Religious Reform

  作 者:李天纲

  作者简介: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探索与争鸣》(沪)2017年第20179期

  内容提要:遥想欧洲人自马丁·路德以来的500年宗教改革,回顾中国人自戊戌变法100年来自身的宗教改革,结论是:西方宗教进入现代之门,经过了艰难、纷乱而痛苦的“宗教改革”;而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改革,相对温和,较少冲突,但要真正地完成这场精神领域的变革还有很长路要走。康有为模仿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想给中国确立一种近代宗教“孔教”,方法是借助帝国现有的集权体系,自上而下地推广孔教会,普及儒家经典,把宗教和道德用教会的形式加诸于百姓;而章太炎用“建立宗教”表达的“中国的宗教改革”方案,并不建立教会,更不依靠权力,而是发动于“心”。康有为的孔教会实践失败了,而章太炎的“佛教革命”却相当成功。无论如何,宗教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它在很多想不到的领域存在着,需要认真面对。

  关 键 词:宗教改革/康有为/章太炎/孔教/佛教

 

  宗教改革(Reformation)是500年前发生在欧洲的大事变,20世纪学者把它和“文艺复兴”一起,列为“古代”和“现代”的二道分野。所以,人们都是借了这类议题来谈论历史的“转型”和“延续”。

  在中国的情况不同,“宗教改革”首先是一种观念的传播,即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带来的新教主义,包含在来华基督教对自己信仰体系的翻译、介绍及解释之中。其次,当新教主义的观念、伦理、神学影响到改良思想家以后,不少人希望借鉴欧洲的“宗教改革”经验,改造传统信仰和宗教,以推进中国文化、伦理、社会的现代化。也即,19、20世纪中国人讨论的“宗教改革”,无论是谈路德神学,谈孔教主张,其实都是一场跨文化、跨信仰的宗教对话。“中国的宗教改革”和欧洲的“宗教改革”异中有同,需要仔细辨析。

  之所以要把“中国的宗教改革”和欧洲的宗教改革作比较,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而是中国传统信仰入现代之门前也需要改造,他山之石,便可以拿来攻错。按当代学者的理解,“宗教改革”不只是发生在欧洲北部的一次偶然的抗议运动。新教不但在欧洲北部催生了一种现代人格,而且也促进了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当时就有“天主教宗教改革”[1]。另外,19世纪以来的伊斯兰教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提出要对传统教义进行改革,有“伊斯兰教宗教改革”。日本的现代化,伴随着日本佛教禅宗、本愿寺、神道教(“国学”)的复兴,也可以说是“日本的宗教改革”。类似的“宗教改革”,发生在朝鲜有天道教,发生在越南有高台教。在中国,圆瑛、太虚法师提出“佛教革命”“人间佛教”,是“佛教的宗教改革”。陈撄宁提出“仙学”,是“道教的宗教改革”。康有为建议的“孔教”,当然也算得上是一次“儒教的宗教改革”,不过失败得相当惨。“宗教改革”是人类不同民族都要经历的现代化过程,方式各异,但其中包含的“现代性”要素则是相同的,特别需要比较。

  欧洲“宗教改革”的结果不单是生出了一系列新的教派,而且更是一种新的人格。哲学家认为现代“个人主义”是“因信称义”教导的结果,个人凭着《圣经》就可以与上帝沟通,那么独立、自由的人格就容易发生。和中世纪比较,欧洲出现了一种“新人”。[2]马克斯·韦伯则进一步认为世俗化了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所谓理性、勤奋、负责、守约、独立等现代价值观念,都来自新教精神。[3]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韦伯式的估计,19、20世纪的亚洲思想家都想借鉴基督教的经验,以个人主义、理性精神改革自己的宗教,完成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最近杜赞奇教授在其新书《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中提到康有为等士大夫,他们模仿一神论和教会的基督教,“曾努力将儒教转型为国教”[4]。重新讨论这种“韦伯式”的宗教改造运动,很有必要。

  提出“中国的宗教改革”,并与欧洲的宗教改革相比较,并非是一个虚构和捏造,而是对一百多年真实历史的发现和解释。事实上,中国人一直在努力改造自己的宗教传统,以适应强劲的现代化。自曾国藩等人在剿灭“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过程中提出重振“儒教”,恢复“文教”、“名教”之后,王韬这样的新派士大夫便在“六合归一”的全球化环境下提出改良儒教的主张。“五四”运动“反宗教”之前,“建立宗教论”一直都在公开实践。更客观一点地看,近一百年的“新文化”并没有能够压制住旧宗教。经过不声不响的“宗教改革”,中国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至今依然存在,表现得越来越强劲。中国宗教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旧宗教,而是经过了“宗教改革”的新宗教。

  欧洲“宗教改革”的信息,传教士们有零星的介绍。基督教来华以后,必然要辩解与先前的天主教不同,说明新教(Protestantism)和天主教(Catholicism)的区别,“宗教改革”的议题就包含其中。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1835年5月号中提到了亨利八世的国教运动,“亨利号称第八,乃残忍,数杀后妃及大臣。然其时英吉利人脱于教师等之权,在位三十八年”[5]。“脱于教师之权”,就是宗教改革中的亨利八世的英国国教脱离运动。魏源编《海国图志》(1842),徐继畲编《瀛寰志略》(1849)都参看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广东士大夫梁廷枏编《海国四说》(1844)时,已经分辨出“耶稣教”、“天主教”,或者“加特力”、“波罗特士”[6]两大教会。另外,说到“荷兰不肯从天主教,西班牙以兵攻之”,英王玛丽一世“强抑国人舍耶稣而改行天主旧教”。[7]在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已经意识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分别,欧洲发生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也隐约知道。

  但是在早期的宣教文字中,很少有“宗教改革”和新教教义的讨论。原因很简单,《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及稍晚的《万国公报》等传教士报纸上的宣教文字,都要迎合清末社会的口味,用“孔子加耶稣”的方式讲教义,用“西洋镜”的方式介绍19世纪欧美世俗化事业成就。完整介绍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生平和教义主张,以及“九十五条论纲”的主要内容都是很晚才出现。其带来的问题是,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夏曾佑、杨文会、太虚等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他们主张模仿欧洲的“宗教改革”,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宗教。

作者简介

姓名:李天纲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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