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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邑”到“天室” ——殷周之交宗教哲学的深度转换
2016年11月23日 09:07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作者:张连顺(顺真) 字号

内容摘要:揭示历史巨变中由殷商泛神论的巫教之哲学到西周超神论的宗教之哲学二者间内在的深度转换,进而揭示周初宗教信仰的基本格局以及其与“礼乐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论文提要]:武王灭商、周公制礼作乐,由是开启了中华文化近三千年的基本格局。本文依据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从史料的再解读入手,分析商纣所依“大邑”与周武王所依“天室”之不同,深入探讨殷周之际两个族群政权在哲学认知层面对信仰抉择的不同路径,由此揭示这一历史巨变中由殷商泛神论的巫教之哲学到西周超神论的宗教之哲学二者间内在的深度转换,进而揭示周初宗教信仰的基本格局以及其与“礼乐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大邑;天室;天德;成周

 

  自孔夫子到王国维,均对殷周之际给予极大的关注,由此引发极为广泛的学术讨论。《易传》以降,“忧患意识”成为中华学人内在生命的强烈动力,然所“忧”者何?所“患”者何?虽“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的“变革”内容可被许多学者加以深化甚乃调整,[2]但“剧”者所系到底为何?这确实涉及到史前、三代文化最为精微的动力底层。笔者以为,在殷周政权交替的历史过程中,虽有诸多“前因后果”的演变,但在历史巨变的关口,造成殷周不同历史宿命最为潜在的部分,乃是来自于“大邑商”权力高层(如纣王)以及“小邦周”权力高层(如文王、武王、周公)对终极信仰的不同抉择,亦即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来看,商周代表着两个不同层次的信仰体系。具体而言,商纣所自认的惟是萨满层次的“人神杂糅”[3]的巫教之哲学,其以建立在泛神论基础上的“人格神”-“帝”[4]为信仰之终极;而文王、武王、周公所体认的乃为超越萨满层次的“人神相契”[5]的宗教之哲学,其以建立在超神论基础上的“无声无臭”[6]的“天”为信仰之终极。

  一、殷之末世与周之盛德

  公元前1106年,是年为商帝辛五十二年,在周为武王姬发十一年,[7]大邑商的庞大军队,竟然在西土小邦周及其联合部队的进攻中[8],数小时内涣然瓦解[9],末帝商纣于鹿台自焚而死,武王姬发在黎明的曙光中成为天下新主。一个朝代瞬间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开启,这数小时的战事及其所带来的转变,成为中国先秦历史研究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强大的商王朝,数小时就失去了九鼎政权,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原因何在?从更为宽容且为商纣辩护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是当时纣王正忙于与东夷的战争,或可认为武王伐纣有偷袭的性质,但从兵力对比来看,并非绝对如此。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据《后汉书·光武帝记》载,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大肆征兵于天下,其军队规模“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刘玄更始元年(公元23年)六月,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万”进兵颍川,六月围攻昆阳城,“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而“城中惟有八九千人”,己卯日两军决战的情形如下:

  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陈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10]

  至九月,“英威既振,新都自焚”[11],从中不难拟想当年商朝军队于牧野之地土崩瓦解之情形,所谓“肆伐大商,会朝清明!”[12]故军事决战的巨大结果必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化用孔子的话来说,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13]作为灭商的军事领袖周武王,正是那个时代(帝乙末-帝辛)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曾对周公旦曰:

  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过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厥征名民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成,用戾于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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