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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烟迷旧路 仰首辨归程
2017年12月15日 09:48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林 颐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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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天问》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懵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彼时去古已远,荒草萋萋。而今回望,更是渺渺无稽。惟有神话传说,尚留些微履迹。

  各国古史,希腊、拉美、印度,莫不如此。中国的最初面貌,同样模糊难觅,藏于口耳相传。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黄帝征蚩尤、大禹治洪水……我们的神话很古老,作为一门学问,诞生却不过百余年。晚清末年,西学东渐。从此迄今,烙印深刻。

  这一点,刘毓庆有体会。他多年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现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学研究院院长。《神话与历史论稿》(商务印书馆)一书,是他毕30年之力的论文精选。刘毓庆自述,经历“云烟迷旧路,仰首辨归程”的迷茫之后,他发现,最大的错误出在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上,于是他放弃了西来理论,仅以其做参考,改为从中国文献文本出发,进行梳理分析。

  以我陋见,中国神话学研究不必刻意排斥西方影响。如刘毓庆说“逐日”的“弑父情结与抗争意识”,分析“女娲补天”与生殖崇拜,虽说这是各民族早期先民的共同意识,但在他的解释过程里,以性欲作为创造力的源泉,以“水”之神话意象考察女性之性焦虑,还是能明显地看到弗洛伊德的影子。西学严密的结构性和系统性要求,在把散落的中国神话归拢成体系方面,是功不可没的。当然,中国文化的内核,不能丢。

  搜神志异、训诂考据的治学传统,形成了中国神话学的另一脉络。1925年,王国维就在《古史新证》中提醒,“地下之新材料”可供实据,“纸上材料”“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也“不能加以否定”,此谓“二重论据法”。刘毓庆赞同这一观点。他说,要“强调上古史研究的独立性,不过度依赖考古”。《论稿》的特色,体现在方法论上,即以先秦文献为基础,以秦汉以下文献为辅助,参考考古资料、民俗资料和民间传说,多重证据,以证其成。

  以《玄武图的神话内涵及其文化意义》为例。玄武“龟蛇合体”的生物学根据,不可能指考古能否发现“龟蛇合体”化石,世界上没有这样奇异的动物。那么,为什么壁画等艺术频现这种形象?刘毓庆搜检《新唐书》《录异纪》《本草纲目》等记载,推测古人必定见过自然界龟蛇相斗,这种龟可能就是《尔雅·释鱼》所说的:“(摄龟)小龟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张开,好食蛇,江东呼为陵龟。”进一步结合《白虎通》《太平御览》等古籍,刘毓庆推理龟蛇合体即共工颛顼相争之形态,共工即蛇,颛顼即龟,蛇以性征,龟昭长寿,引出先秦生命哲学有关性与寿的思考。

  作为山西学者,刘毓庆尤其重视山西地区的上古史研究。他考察太行太岳及其周边地区的神话传说,释名“上党”,因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特殊的地理铸造强悍的人格。结合地方志记述,刘毓庆指出,“崇尚英雄、张扬意志、追求圆满,是中国文学承自于上古神话的三种精神”。另外,他对太行山地区神农氏传说的研究,既赖书典博引,并有钱穆等多方论述,渊厚且扎实。

  本书还多次提及袁珂的“广义神话学”。“神话是一种叙事形态与思维形态,而不是文化形态,任何时代都会有神话,而不只是限于人类童年。”后记里的这句话,概括了刘毓庆对袁珂的沿袭与发展。吸收前辈看法化为己见,是很好的,但还要关注异议。如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战国秦汉400余年间,诸子百家杜造了许多先古史事,典籍多后人附会。所以,研摩上古史,须注意典籍之可靠性。如何从神话中获得文明发达之端绪,如何达成考古与典籍的更好印证,如何让西学理念与中国传统融合,这些仍是中国神话学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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