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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文化自信,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
2019年01月03日 14:35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詹石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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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论述是针对外来宗教提出的,至于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似乎不存在如何“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问题。实际上,这种认知是有偏差的。

  坚持中国化方向,对于外来宗教而言,重点解决的是如何适应中国环境,也就是如何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习俗与信仰、伦理与制度等多层面的社会文化情状来进行教理教义的重新解读与传播方式的调整;对于本土产生的宗教——道教而言,重点解决的是如何保持本色、适应本国新时期新情况的问题。

  道教的本色就是以“道”为最高精神,以“德”为基本修为,敬畏生命,护养生命,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性命双修、身国共治、行善积德、济世利人。这些思想内涵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带有中国社会的文化基因,是道教坚持中国化的本有之义。

  树立文化自信是道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前提

  伴随着枪炮走进中国国门的许多西方学者将道教打成“迷信”,这是一种“文化拔根”行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人们对鲁迅先生这句话的理解尽管存在分歧,但承认鲁迅先生看到了道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性影响。

  毋庸置疑,作为植根于华夏悠久历史文化土壤的本土宗教,道教形成了多元融通的文化传统。自汉代以来,制度化的道教经历了几度兴衰,正如“大浪淘沙”一样,道教的文化构成也因社会变化而出现变化。但无论情况如何,道教文化一直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生作用的。当今,国家强调文化自信,其中当然也包括道教文化自信。所谓“道教文化自信”,一方面是说道教的文化传统蕴藏着可以激发国人自信的元素,另一方面是说道教也因自身创造了有价值的文化而值得自信,应该自信。

  首先,应该辨析道教文化中存在的神秘元素何以成为西方学者给道教戴上“迷信”帽子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道教文化中神秘元素的认知是存在偏差、甚至是曲解的。例如,作为道教根本法术的符箓以及斋醮礼仪等,教外人士往往因其神秘而视为“糟粕”,进而归入“迷信”范围。这种看法其实没有抓住道教符箓的本质。从《三洞神符记》等书的记载或描述可知,符箓本是一种古文字,起源于将近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相传黄帝模拟天上云彩飘动的形状而作“云书”,故“以云纪官”。这种古老文字到了汉代时演变为符箓,在形式上有“三元八会六书”之法,更有“玉牒金书”“龙章凤文”。对于教外人士而言,此类名称听起来的确是陌生的,但若稍加解释,就不难明白,符箓比商代甲骨文还要古老,其中寄托着先民们的生命理想,属于远古先民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于斋醮科仪,其实是道教安宁环境、追求健康的文化符号体系。“斋”的本义是齐整、洁净,许慎《说文解字》谓“斋”为“戒、洁”,也就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净化自我心灵;而“醮”本是上古时期冠、婚时的一种礼仪。道教将“斋”与“醮”联通起来,作为精神修养的礼仪,其本质是培养修行者的礼敬态度、诚挚精神,从而和合天地万物,是中华上古生命礼俗在道教中的延续与变通。作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符号体系,斋醮程序的开展即是诗词曲赋与音乐相结合的实施过程,故而能够陶冶性情、变化气质、完善人格。

  其次,应该正视道教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与操作体系。这个体系内容颇为丰富,归结起来就是:道、法、术“三位一体”的文化统合。道教以《道德经》为思想根基,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道论”。在道教中,“道”不仅是生生不息的,而且是广泛包容的,效法“道”的包容品格,就是要维护天地和合、社会和合、人物和合的自然情状。由“道”而生“法”,这个“法”就是修道、悟道、用道的方法论。在道教看来,宇宙万物由“道”化生,故而万物就是一个整体,都遵循“道”的法则,体现了普遍的联系。基于这种思维方式,道教在看待任何事物时,皆由整体出发,从根本上来观察事物、思考原因、解决问题。按照“道”的发生论,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也就是“无为”的过程,一切出于自然,归于自然,这就是“道法”的本质。基于道法原则,道教还有“术”的呈现。如果说“法”是基于“道”而产生的一套规则体系,那么“术”就是在方法论指导下所进行的具体操作技艺。道教的“术”虽然千姿百态,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依照一定的操作程序。换句话说,“术”讲究的是程序化,这种程序的背后是顺应天地的自然节律,体现的是宏观视野和恪守规矩的精神。总之,道、法、术三位一体的统合是道教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道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抓住这种三位一体的统合特色,顺道成法、依法施术、以术弘道。

  道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必要措施

  在树立文化自信的前提下,道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应该在文化传承与适应环境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古人云:文以载道,思想是依靠经典文献来传播的。任何一个组织、学派、教派要想立足社会,得到认同与响应,都必须注重对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道教也不例外。自汉代开始,道教就有了自己的经典传承。随着组织的发展,道教形成了“三洞经书”的承载方式。隋唐以来,道教更加注重对经典的建构、传抄、发行,并且得到了官方支持。历史上,曾有8次由皇帝下诏书,广招天下名士,大规模编修《道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国道教协会得以恢复,并且开展了一系列文化传承与重建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编纂《中华道藏》。作为当代道教文化的一项重大成果,《中华道藏》的编纂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教文化建设的终结,而是标志着新的开始。鉴于明末以来中国民间与海外尚流布有大批道经,中国道教协会现在开始编纂《中华续道藏》,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被列入“十三五”规划的文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之中,这对于道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而言是非常有力的举措。

  有了经典文献的荟萃,道教文化的传承就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还应考虑如何根据当代社会民众的精神需求,对传统教理教义作出系统总结和新的诠释。历史上的道教存在许多不同门派,各派虽然有共同的思想主旨,但在理念表达、修行法门等方面则存在一定的差别。为了便于社会了解,应该根据新时代和新形势,统合各派的不同说法,形成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教理教义专书以及道教文化知识手册。

  道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不仅要有视野开阔、适应性广的教理教义文本,而且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融入民间社会。作为中国本土产生的传统宗教,道教本来就产生于民间,其神仙体系与民间信仰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将道教与民间信仰截然分开,不利于民间信仰的规范化。因此,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应该根据历史与现实情况,形成以道教为龙头、以民间信仰为连接点的统一管理模式。这是支持道教实现“中国化方向”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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