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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徐文霨的佛教刻经活动
2016年12月05日 09:24 来源:《法音》 作者:孟亮 字号

内容摘要:孟亮:浅谈徐文霨的佛教刻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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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国运衰微,民生凋敝,致使江南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文化上一大变故,曾国藩对此曾讲:“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1]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各方面的衰退,佛教文化更是如此:太平天国过后,江南地区庙宇几近焚毁殆尽,民间连一般的佛经也难以见到。有鉴于此,杨仁山居士于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及祇洹精舍以振兴佛教。期间教授了很多弟子,如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徐文霨等,他们不但四处讲学,而且还致力于佛教典籍的刊刻,为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杨老居士往生,金陵刻经处由陈镜清、欧阳竟无等人主持,其中在唯识讲学方面,欧阳竟无同当时北平的三时学会韩清净老居士为主导并称为“南欧北韩”;而在刻经方面,就当属后来身居北方的徐文蔚了。

  一 徐文霨其人

  徐文霨,字蔚如,号藏一,常以字行世,后人多谓“徐蔚如”,浙江海盐人。蒋维乔先生记载,居士“生于戊寅,殁于丁丑”,就是在世年间为1878年—1937年。其幼年攻读经史,通百家之学,兼学数算。21岁时,其父病故,其母始笃信佛法。他深受母亲影响,礼佛诵经,深入经藏。后慕杨仁山居士之名,曾去金陵祇洹精舍投入杨老居士门下参学,对杨老之志更感钦佩。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试不第,入京捐资为部郎;宣统元年(1908),任京师地方审判推事,后补度支部通阜司郎中。辛亥革命后,携眷南归,寄寓沪上。

  民国初年,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并主办《浙江日报》。期间专心研究佛学,遍访名师古刹。民国十三年(1914)再度入京,于财政部任职,其刻经事业便肇端于此。

  二 刻经功绩

  纵观徐氏一生,笔者以为其刻经功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处。

  1.出资刊刻《印光法师文钞》

  民国初年,因其于报上读印光大师文章后心生景仰,当即赴普陀山寻访,未果。后其友周孟由再赴普陀山带回印光大师几篇旧信稿寄给徐文霨,徐氏印出赠人结缘,题名《印光法师信稿》。民国七年(1918),徐氏由北京南返侍母再登普陀,于印光法师座前求皈依。印光大师当时正在潜修,且从不收皈依弟子,故介绍他们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这次徐氏得到印光大师文稿20多篇携回北京,加上原来的几篇信稿,合印为《印光法师文钞》,民国十四年(1925)复刻印有《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自此,《文钞》多方翻印,内容不断增补,遂成今日之体量。风行海内外,净宗法门之精髓也为世人所了解,徐文霨功不可没。

  2.创建北京刻经处

  民国十七年(1918)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铁路督办蒯若木等名流在北京发起“戊午讲经会”,公推徐文霨南下迎请谛闲法师北上讲经。这次讲经历时两月有余,激起北京众居士学佛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徐文霨与蒋维乔等诸多名士共同创建了北京刻经处。创建后,由徐氏主持日常事务。

  北京刻经处成立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同金陵刻经处一起刊刻佛经,如有机会的话重新刊刻一部方册藏经。后徐文霨支持同门许季上居士远赴东瀛购置典籍,许居士从日本请来彼国编集出版的《卍续藏经》及其他珍贵文献。其中收集有我国已失传的佛教典籍,也有经杨仁山提供的日本所缺的典籍。回国后,《卍续藏经》委托于上海涵芬楼影印出版,而其他则精校后加以刊刻,刻印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散佚典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比较完整的刊刻了唐代传法大师空海的著述文献,如:《五部陀罗尼问答偈赞宗秘论》、《秘藏宝钥》、《辩显密二教论》等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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