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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邺城佛教史迹
2017年03月10日 17:04 来源:《中原文物》 作者:何利群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东汉以后,成为河北地区(泛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北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也是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地区佛教传播、发展的初始地之一。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结合近年来邺城考古的新发现,本文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一、十六国时期的邺城佛教根据文献记载,邺下佛教初兴于十六国时期。三、邺下佛教史迹文物钩沉尽管史料中常见十六国时期邺下立寺造像方面的记载,由于时代久远,现今存世的4和5世纪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可谓凤毛麟角。

关键词:佛教;图;邺城;高僧;十六国;文物;刊行;中原北方;佛法;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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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东汉以后,成为河北地区(泛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北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也是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地区佛教传播、发展的初始地之一。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结合近年来邺城考古的新发现,本文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

  关 键 词:十六国/北魏/邺城佛教

  作者简介:何利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扼华北平原南北交通之要道,东汉以降,邺城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发达的农耕经济,成为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古河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公元前后传入中土的佛教于十六国时期在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得以广泛传播,由最初的星火传承渐呈燎原之势,并最终取代长安、洛阳,成为6世纪中期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

  一、十六国时期的邺城佛教

  根据文献记载,邺下佛教初兴于十六国时期。值此中原北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之际,西域高僧佛图澄来到河北,以其德行及神异之术为后赵石勒信服礼敬,尊称为大和尚,凡事必咨而后行。佛图澄借此劝诫石勒悯念苍生、多行仁政,中原士民受益良多,官宦士族及各族百姓由是奉佛者日众。

  《高僧传》载:“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诵神呪,能役使鬼物……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泽草野,以观世变。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呪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勒甚悦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1]

  石虎即位后,于335年将都城从襄国(今河北邢台)迁至邺城,更奉佛图澄为“国之大宝”,倾心礼敬。而民众则竞相出家奉佛、营造寺塔,从而引发了佛教史上最早的华夷之辨,其结果是佛教从制度上列入后赵供奉的宗教信仰。

  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尝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2]

  佛图澄在邺弘法期间,威望日重,声名远播。海内外名僧前来求学受教者络绎不绝,邺下佛学渐成体系,僧团规模初具雏形,佛法之盛,前所未有。澄公门下,弟子众多,既有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天竺、康居名僧,不远万里,追随闻法,亦不乏大量中土名士跨关渡河,前来受教。知名者如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法雅、法汰、法和、僧朗、安令首尼等。法雅创立格义,法汰弘教江南,法和授徒蜀中及西北,而尤以释道安最为南北人望,其博学多识,德行卓越,著述丰厚,集汉代以来般若、禅法、毗昙诸学于一身,又兼创立僧团仪式、行规戒律、礼忏仪轨等,堪称中国早期佛教发展传播过程中划时代的关键人物[3]。

  释道安,常山扶柳人,12岁出家,后入邺师从佛图澄,极受推重。348年,佛图澄去世后,道安成为邺下事实上的佛教领袖。这一时期,后赵内部争夺皇位内乱不已,冉魏、前燕先后占据邺都,中原北方地区烽火连月,百姓生灵荼炭。《晋书》详载后赵末年以后之乱象:

  邺中饥,人相食。季龙时宫人被食略尽。[4]

  ……人物殲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5]

  为躲避战争和灾荒,道安率同门子弟在邺城周边四处迁移,先后驻锡于濩泽(今山西阳城西)、飞龙山(今河北鹿泉、元氏之间的封龙山)、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部)、邺下受都寺和华林园(今河北临漳西南)、牵口山(今河北临漳西北)、王屋女休山(今山西阳城西南)等地[6],最终经陆浑(今河南西南部之嵩县)、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

  《高僧传》载:“(道安)后避难潜于濩泽。太阳竺法济、并州支昙讲《阴持入经》,安后从之受业。顷之,与同学竺法汰俱憩飞龙山……安后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时石虎死,彭城王石遵墓袭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请安入华林园,广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国运将危,乃西适牵口山。迄冉闵之乱,人情萧素……遂复率众入王屋女休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7]

  365年,为避前燕掳掠,道安率众四百余人南迁。在长年的流徙途中,道安深悟乱世凶年,佛教不依附世俗皇权则难以自立,痛感聚则不立,散无不可,且佛法之教化,亦赖于僧众之广布,于是在新野和襄阳两次向各地分派徒众,其同门及弟子先后遣往建康、扬州、荆襄及川蜀诸地。

  俄而慕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乃令法汰诣杨州……法和入蜀……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夜行。[8]

  伪秦建元九年(应为十四年,378年),秦将苻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9]

  此次道安率众南迁并分张徒众事件在佛教史上意义非同寻常。邺都僧众由是广布大江南北,邺下佛学始得传承并宏扬光大。从365年起,道安居襄阳15年,同门弟子从之者数百人,知名者如竺僧辅、昙翼、法遇、昙徽、慧远、慧持、慧永等。道安及其门下在襄阳整理经籍,确立戒规,广修寺舍,讲经说法,般若和弥勒净土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荆襄佛法之盛,莫过于此[10]。弟子慧远,自太行恒山从道安出家后,长年追随,承其衣钵,后入庐山,亦为一代宗师。另如竺法汰,少与道安同学,避难至新野时,受道安委派,与弟子四十余人弘教东南,后至建康,深受晋简文帝敬重,为帝开讲《放光经》,王侯公卿及四方各界名士云集闻法,门下弟子昙壹、昙贰及竺道生等均为江南名僧[11]。东晋时期,蜀中原本少闻佛法,道安同门法和受遣率众入蜀,后道安弟子昙翼、慧持也辗转入川,蜀中佛教自此日渐兴盛[12]。

  379年,道安西入长安,为前秦苻坚深相敬重。道安在长安七年,大力从事译经事业,并于382年东赴邺下省视先师佛图澄寺庙,同时令西域僧人鸠摩罗佛提在邺城的佛寺中翻译出《四阿含暮抄经》。

  余以壬午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邺寺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叡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此岁夏出《阿毘昙》,冬出此经,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13]

  另有名僧竺僧朗,早年亦师从佛图澄[14],与道安同学。后入泰山,于金舆谷创立精舍,授徒讲学。僧朗曾设金舆谷之会,道安、法和远道赴会,共襄盛举。泰山朗公声名播于四海,东晋孝武帝、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南燕慕容德、北魏拓跋珪先后或征召赐地、或投书致敬[15]。

  十六国时期出生或经行邺下的名僧还有竺僧辅、释法瑗、释僧叡等。僧辅本为邺人,学通诸论,曾与道安同隐于濩泽,精研佛法。后南憩荆州上明寺,笃奉弥勒,东晋琅瑘王荆州刺史司马忼请为戒师[16]。法瑗本陇西人,家世名门,初事梁州沙门竺慧开,承师嘱外出游学,经涉燕赵,去来邺洛,后返梁州,入成都,下建邺等地弘法[17]。僧叡,魏郡长乐人,少投僧贤出家,尝从僧朗听放光经,并参与邺下译经,颇有令誉。后游历至长安,后秦姚兴慕名召见,盛赞其为四海标领、邺卫松栢[18]。姚秦弘始三年(401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在姚兴主持下掀起了中国古代译经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僧叡与僧肇、道生、道融参证其事,成就最大,并称什公门下四大弟子,被誉为关中四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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