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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信教与限教之间:唐代名相姚崇对佛教的复杂心态
2018年03月26日 11:07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永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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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姚崇对佛教的态度是很复杂的,纵观其一生,始终徘徊在信教与限教之间。作为忠臣,他曾积极参与官僚集团为武则天举行的造像祈福活动;作为孝子,他曾参加其母主持的开窟造像活动;作为政治家,他将限制佛教当作治国之策,当内心的信仰世界与外在的现实政治需要发生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有利于国家的抉择;作为家长,在临终遗嘱中,他一方面指责佛道写经、造像、施舍等靡财害事之举,告诫子孙后代不许拘泥于流俗,延请僧道,做无益之枉事、徇追福之虚谈,另一方面又强调“佛在心中,但能平等慈悲,行善弃恶,则佛道备矣”。这些无不体现出他对佛教的复杂心态,因此,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称道他的反佛之举,给他贴上“唯物论者”的标签,而应客观理性地分析和评价他的具体言行。

  【作  者】王永平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期  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

  【关 键 词】姚崇 佛教 开窟造像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殊方异俗外来风:全球史视野下中古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16LSA003);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经费资助项目“全球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外来习俗与唐代社会”(20138038);北京市“科研基地建设一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协同创新中心”(2011协同创新中心,20121031)

 

  姚崇(651—721),本名元崇,武则天因突厥叱利元崇谋反,不想让姚元崇与之同名,改为元之(一说字元之),后又为避唐玄宗尊号“开元神武皇帝”之讳而改名,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他一生历事5朝,3任宰相,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被称为“救时宰相”。在他闪亮的人生经历中,他对佛教的态度向来颇受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大多称道他的反佛之举,将其视为唐代反佛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并给他冠以“唯物论者”的美誉。笔者不揣浅陋,通过仔细辨析现有史料,认为这种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姚崇对佛教的态度其实是很复杂的,在其辉煌的一生中,既有作为忠臣孝子参加当时官僚集团为年老多病的女皇武则天发愿的集团造像活动和参与其母刘氏主持的开窟造像的祈福之举,也有作为政治家把限制佛教当作治国之策,更有作为家长将“佛在心中,不需外求”的理念当作临终遗嘱留给子孙后代。

  一、开窟造像:忠臣、孝子的祈佛之举

  开窟造像是佛教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早期佛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大约在公元1_2世纪,在古代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开始出现佛教造像艺术。随着佛教的东传,造像艺术也从西域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国内地。据说在今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境内最早开凿的石窟,从此佛教造像艺术逐渐在石窟寺院中普遍流行起来,造像也成为大众佛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佛教从东汉时期开始就广泛宣扬造像的种种功德。从东汉时所译的《佛说作佛形象经》和东晋时所译的《佛说造立形象福报经》来看,其内容大同小异,无非都是描述造像可得10余种福报,其中最重要的福报是来世可得享长寿,生无贫贱之厄,死后可得生天界,等等。所以到北朝时期,造像艺术形成了一个高峰。据日本学者佐滕智水研究,中国民众造像的目的虽然五花八门,但大多是为父母、亲眷及己身祈福,这也反映了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本土传统“孝亲”观的吸纳与融合。

  到隋唐时期,佛教发展空前兴盛,造像之风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开窟造像活动更是达到了极盛。正是在此情形之下,姚崇先后两次参与造像活动,并留下了《姚元之造像记》和《极南洞造窟碑》两通造像记,成为后世考察他对佛教态度的重要资料。

  《姚元之造像记》刻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据《金石萃编》卷65载:

  切(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彰,昊天之恩罔极,口口施渥,牛涔效浅,每以弄乌勤侍,思反哺而驰魂,托凤凌虚,愿衔书而走魄,闻夫践宝田之界,登寿域于三明,扬慧炬之晖,警迷涂于六暗。爰凭圣福,上洽君亲,悬佛镜而朗尧曦,流乳津而露血属。下该妙有,傍括太无。并悟真诠,成升觉道。铭日:

  地踊珍塔,天飞圣仪。丹楹日泛,锦石莲披。酌慧难测,资生不疲。长褰欲纲,永庇禅枝。

  长安三年九月十五日,银青光禄大夫、行凤阁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姚元之造。

  关于这尊造像及造像记,有人否认是姚崇所为,实为误读。姚学谋先生认为是姚崇为其母祈福,在京师长安建造佛像一铺而作。台湾学者颜娟英和大陆学者杨效俊则认为是姚崇参加官僚集团为武则天祈福的集体造像活动,在长安光宅寺七宝台建造的。

  姚崇的弟弟姚元景②也参加了这次集团造像,据《金石萃编》卷65《姚元景造像铭》载:

  窃惟大雄利见,宏济无边。真谛克明,神通自在。是以三千世界,禅河注而不竭。百亿须弥,甘露洒而恒满。归依妙理,无乃可乎!朝散大夫、行司农寺丞姚元景,慈悲道长,忍辱心遐。悟朱绂之傥来,沿绀池而利往。发愿上下平安,爰于光宅寺法堂石柱,造像一铺。尔其篆刻彰施,仪形圆满。真容湛月,坐青石而披莲。法柱承天,排绀霄而舞鹤。云日开朗,金光炳然。风尘晦冥,玉色逾洁。身不可垢,道必常明。晏坐经行,善历多矣。俾我潘舆尽敬,将法轮而恒转。姜被承欢,曳天衣而下拂。昆丘燎火,还被鹫岭之云。宝劫成尘,载涤龙宫之水。乃为铭日:

  法无口兮神化昌,流妙宇兮烁容光,弥亿龄兮庆未央!

  长安四年九月十八日书

  从《姚元景造像铭》来看,姚元景造像比姚崇整整晚了1年,其中明确记载了造像地点为光宅寺法堂石柱。该寺位于长安光宅坊,“乃朱雀门街之东自北向南之第一坊”。据宋敏求《长安志》载:“横街之北,光宅寺。仪凤二年,望气者言,此坊有兴气。敕令掘得石函,函内有佛舍利骨万余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宝台,因改寺额焉。《酉阳杂俎》日:‘宝台甚显,登之四极眼界。”显然,姚氏兄弟都参加了武周末年的这次集团造像行动。

  从结衔来看,姚崇是在圣历元年(698)十月以夏官侍郎加同风阁鸾台平章事,大足元年(701)三月改任凤阁侍郎,依旧参知政事,长安元年(701)十一月又兼任相王府长史。所以到刻石造像时结衔称“行凤阁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而在长安二年(702)正月,姚崇在奉命巡查蒲州盐池时,曾受刺史李千里之邀,游览当地古刹栖岩寺,作有一首五言诗《过栖岩寺》,其结衔称“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诗日:“鹫岩高不极,延睇俯何宫?城郭千年在,烟云万里通。坐忘荣与利,行悟口将口。愿假慈悲力,微资燮理功”,后来李千里还命人作《六绝纪文》,刻石以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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