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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与民族自觉 ——以和辻哲郎的东方回归为中心
2018年08月31日 13:59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 作者:朱坤容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Buddhism Arts and National Self-consciousness:Focusing on Watsuji Tetsuro's Conversion to the Orient

  作 者:朱坤容

  作者简介:朱坤容(1978- ),女,江苏泰州人,博士,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思想。广东 广州 510275

  原发信息:《日本问题研究》(保定)2017年第20175期

  内容提要: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学者,日益引起学界重视。笔者着力从佛教艺术的角度来考察佛教对和辻哲郎的东方文化转向所产生的影响。其中,除了个体性格和经历体验等外部刺激之外,由佛教艺术延伸出来的文化思考在时代思潮的推动下具有内向性意义。通过分析和辻哲郎在奈良巡礼前后的思想演变,试图探讨佛教因素是如何促使他从西学研究决然地转向了东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in modern history of Japanese thoughts,Watsuji Tetsuro(1889-1960)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academical circlerecently.The article focuses on his conversion to the Ori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m arts.Besides the external stimulus including his personal character and experiences,the cultural thoughts extended from the Buddhism arts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thoughts has the internal meaning.By analyzing Wastuji's change of thoughts during the pilgrim's journey in Nara,the article makes an attempt to study how the Buddhism elements moved him from the west research to the orient history and culture decisively.

  关 键 词:和辻哲郎/佛教艺术/转向/东方  Watsuji Tetsuro/Buddhism arts/conversion/the Orient

 

  和辻哲郎(1889-1960)是近现代日本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其最为重要的成就是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伦理学体系,而在此之前,他又曾以文化哲学家、史学家甚至作家的身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知识界的推崇。同时,作为一名横跨东京时代(明治、大正和昭和)的近代知识人,他的思想历程也折射出了这一时代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就以佛教研究而言,虽然他的文学、史学乃至哲学的探讨中不乏对佛教的主题有过“纯学术”的研究,但也遭到过当时的权威佛学家如木村泰贤(1881-1930)的质疑,而后世学者如傅伟勋(1933-1996)对他的道元研究也有尖锐的评论。总之,虽然他出版过《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佛教哲学的最初展开》《佛教伦理思想史》等佛学相关著作,但并没有因此被视为是一位专业的佛学研究家。就连和辻哲郎本人也自认为“并非是一个专业性的佛教学者”,在令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32,四十三岁)的《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一书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了这一点。《佛教哲学的最初展开》是其去世前的系列研究成果,可谓“最后的说法”(中村元语)。至于伦理学体系对人之存在结构的规定也同样涉及了佛教的“空”的思想。乃至,后世有学者认为其思想深处的根本不是西欧近代的虚无主义(nihilism),而是佛教的怀疑论(勝部真长)。那么,如何来看待其佛教研究?在这里,并不纠缠于之前学者对其教义的批判,而是结合上述所说的和辻哲郎本人所处的历史语境,试图从作为一个文史研究家如何转向东方学术,尤其转向古代历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人生的关切与心灵的刺激:和辻哲郎的佛教因缘

  综合和辻哲郎的学术创作和他的思想转变,大体来说,佛教对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一种文化,佛教出现于和辻哲郎精神成长的最初原风景中。幼年时期,他对佛教就有一种亲近感,就读的高等小学就是一座和佛教有渊源的寺庙,在家乡还有祭祀圣德太子的斑鸠寺。圣德太子作为一位雄心韬略的政治家,留给后世的却并非是他的改革,而是诸多的佛教寺院和尊崇佛教的文化习俗。在关西地区,大和一带的古寺文化波及深远。和辻哲郎出生且成长于此地,所以在他早年的玩伴看来,“和辻对飞鸟奈良佛教有兴趣也绝非偶然”[1]。大学期间美术史家和日本美术的推广者冈仓天心的课堂“煽动”也令和辻哲郎深受触动,多年后他回忆这位日本美术守护人的影响,“自己在学生时代最为铭感于心的是这一授课(冈仓天心的“东洋巧艺史”)和大塚先生的‘最近文艺史’……冈仓先生的授课同样热烈但向我们传入的并非是好学心而是对艺术的爱。……一言以蔽之,先生点燃起了我们对内在艺术的爱。这比讲课内容要有意义的多”[2]352-353。结合和辻哲郎之后的学术转向,可以这么说,这份“煽动”的内容除了对艺术的爱,更重要的是对佛教艺术的惊叹。乃至在之后的寺院巡礼和学术研究中,他进一步认为,寺院是文化的宝藏。“那里并不只有修行和锻炼的精进生活。不如说一切学问、美术、教养等成了主要的内容。寺院宛如大学、剧院、美术学校、美术馆、音乐学校、音乐厅、图书馆和清修地等场所的融合体,蕴藏着所有门类的精神滋养。”[2]282

  第二,作为一种宗教,佛教在人生的关切上给予和辻哲郎切身的启发。1916年,和辻哲郎最为敬重且自认受到影响最多的两人——夏目漱石和其岳父相继去世,他们的死使其对人生产生了严肃的思考。他后来对妻子说,这本《古寺巡礼》的出版正是“拜父亲所赐”,而这些感情的转变也在他第二个孩子夭亡后进一步发酵。在奈良的古寺巡礼中,他表示出“在偶像崇拜中体味到一种兼具美和宗教式的大欢喜”[2]282。这里必须谈及他对宗教内涵的理解,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为何佛教刺激到他的主要是艺术而非教义。和辻哲郎自认在信仰上并不是一个很强烈的人,即使在兄长病重的时候,他坦言也“并没有那种向神求救的心情”[3]229。但他有过祈祷的经验。“我还记得小时住在仁丰野时,去喜欢的神前祈求的事情。……中学四五年级走在市河的河堤上时,我记得自己常常一个人祈祷。”[3]2“人的纯洁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目前为止我找不到答案。”“人之爱的极致是神之爱”吧,“但我的脆弱的心灵不明白神之爱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纯洁之爱的存在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实在幻象偶尔在我的胸中浮现。”这是未满二十的和辻哲郎对宗教的认识。①从1908年、1909年这两年和辻哲郎集中给同乡鱼住影雄的信中,可以读到一种想要获得新生的兴奋和激动令他不断地倾诉着自己的困惑,努力地想去重新认识自己。其心灵正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其中,一是反省自己的性格,二是阐述对信仰的经验和理解。他感到,智识的发达虽能稍微解除疑惑,但无助于由情而生的对神的感知。在他看来,直觉和第六感是感觉神的唯一方式,而直觉是只有通过象征符号来表现。[4]15“主也好,天使也好,天国也好,这些都是象征符号。”这些符号的表现是“长着白发的神”也是“长着翅膀的天使”,他们是“有着清净的和谐,有着力量、温厚、美丽和浓浓的温和况味的实在”。显然这些形象或象征符号的直观展现莫过于造像艺术了,而和辻哲郎所见到的正是佛教的雕塑与画像。所以,和辻哲郎的宗教理解上,感性和理性之间并没有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在上述信仰求助信件的后半部分,也呈现出和辻哲郎似乎在混乱的思绪中找到了一种坚持。他表示,前进的道路上,“虽然自己微小浅薄,但我相信自己的见识会逐渐呈现出来”。正是对自身独创意识的执着使得和辻哲郎在自我剖析和反省的同时并没有成为一名信教者。所以,宗教在和辻哲郎的生命中虽然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不过,他用理性转化了宗教给他的心灵所带来的“棒喝”。终其一生,和辻哲郎都只是以宗教研究者的姿态看待宗教,尽管他的人生抉择与研究课题中也不时地体现着宗教对他的刺激和启示。

  第三,作为一种学问的研究对象,佛教引发了和辻哲郎治学志趣的转向。简言之,原本是有志于叔本华和尼采等西方哲学的他(和辻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关于叔本华的议题,此后也有尼采和叔本华的研究问世),开始将目光转向佛教和东方古代。促成这一转变的一大契机则是1918年的奈良旅行。次年,和辻哲郎抱着“向同胞介绍古代美术之优美”的心情将奈良旅行的印象记汇集成《古寺巡礼》出版。这是一部文化散文集,里面还遗留着文学青年的痕迹,但属于他踏足佛教领域内的第一本著作。虽然只是一本关于奈良古寺的参观印象记,并非学术著作,但在其个人的思想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具体来说,在这次旅行中,和辻哲郎从感知上真切地体认到了古代佛教文化的巨大魅力。在《古寺巡礼》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对造像艺术的感性表达。“我心里生发出了强烈的惊叹。”“中宫寺的如意轮观音,更加令我感动,这一天我的感受能力基本上已经达到饱和点了吧!”[5]40一幅“焰魔天”的画使他“真得体会到热泪盈眶般地低头膜拜的心情。自此,我对从推古、天平到藤原时代的祖先变得非常尊敬。……推古到白凤时期的雕刻之伟大现在征服了我。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像火一样明亮而炽热地触动我的心”[4]84。显然,对这一魅力的叹服也延伸到了文化的创作者身上。本来崇拜西方的心被祖先“不逊色”的创造所深深震撼。从这样的佛教艺术震慑中,他进而生发出对创造此艺术的先辈的敬意和同情。他后来回忆道,1917年初,“突然产生了对日本古代的兴趣。创造出飞鸟奈良时代的雕刻建筑等伟大艺术的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强烈地涌现出来”(《日本古代文化》改稿版序)。可见,佛教的感召力是和辻哲郎对东方先人崇敬之情和赞美之意的重要渊源。只不过触动他的不是深奥的佛教教理,更不是佛教的宗教体认,而是佛教的艺术魅力,正是佛教艺术所展现的先人智慧激发其要去探寻日本乃至东方文化的奥秘。和辻哲郎在三十多年后再版时曾感慨“从古代美术中所受的深深刺激和感铭以及所受启发的各种关心”,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对佛教艺术的礼赞,同时也是对回归东方这一转向的揭示。

  综上而言,佛教对其的吸引最初与其说是教义上的,不如说是文化上的,更为确切地说是艺术上的,而从佛教艺术延伸出去的日本古代美术正是他之后学术生涯的发端。概括来说,艺术的感召力给与他直观的震撼,使他对日本古代文化产生兴味和研究意向;而属于宗教的佛教,同样让和辻哲郎终身保持着敬畏的态度,并不断推动其学术志趣的拓展。“宗教是与历史传统无法割舍的文化产物,承担着某种宿命。”在《古寺巡礼》之后,他的研究也不断延伸。从偶然的对道元禅师的了解到《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的完成,和辻哲郎试图通过“稍稍触及佛教”来尝试建立哲学史;晚年他又开始了早期佛教的研究,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个研究课题;在他告别讲坛的最后一堂课上,他提到了宗教对世间的超越力量,“世间人的存在关系正是伦理,而超越人生舞台,对于人生到底是什么的这一个问题,我对波多野精一先生的《宗教哲学》中所说的有同感”[6],可见,宗教在他看来是超越伦理的人之存在。所以,尽管他并不是信徒,但对于如何理解宗教的力量,他始终将其存于学术课题中。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考察其伦理学思想时也不可忽视其对佛教乃至宗教的思考,尤其是其晚年的学术课题。

  上面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提出了佛教对和辻哲郎思想影响的三个方面。要言之,生命的死亡和人生的反省令他偶然在心中唤起了对佛教的惊异,而古寺巡礼的艺术感触生发其对日本古代的追寻。在成名作《日本古代文化》的写作中,他回忆正是因为对飞鸟奈良时代佛教美术的赞叹,而将自己带至日本的过去。故而,可以说正是佛教的契机促使和辻哲郎回归到了日本的传统。其弟子、著名的佛教学者中村元也认为,佛教文化是促使和辻哲郎进入日本研究的直接动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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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坤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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