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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运动”期间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因应
2016年11月28日 08:57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刘国鹏 字号

内容摘要:“非基运动”期间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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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1922年至1928年间的前后两次“非基运动”,是中国人在反对外国入侵和外国传教士对教会权力的控制方面所发生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觉醒,其目标和宗旨是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两次“非基运动”有效地推动和加速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适应化和本土化过程。

  上世纪20年代(1922年-1928年),中国爆发了两次大的抵制、反对基督宗教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史称“非基运动”。第一次运动以1922年3月至8月为限,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为焦点,迅即扩展为全国范围内对于基督宗教和宗教的讨论、排斥与抨击。但此次活动多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和青年学生当中,未能酿成全民性行为。第二次以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学潮为上限,以“北伐”结束、全国统一为下限,反对帝国主义、呼吁收回“教育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其对教会的冲击由单纯思想上的批判与指责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局部地区甚至爆发了小范围的暴力冲突。

  这两次”非基运动”对于在华基督宗教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其对传教事业、教会声誉、教会财产、教会教育、教会慈善活动,以及对传教士的固有传教路线、传教活动的冲击和震荡不可谓不巨大。与此同时,其积极层面也同样引人注目。对于基督新教而言,“非基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教会的本色化进程;而对于天主教会,由于该进程早在第一任宗座代表刚恒毅到达中国之前,就已由教宗本笃十五世借《夫至大》牧函开宗明义地提出,因此,“非基运动”只不过促使外国传教士更加积极主动地遵循该牧函的精神,贯彻本土化的路线。

  第一次“非基运动”期间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因应的差异

  面对第一次“非基运动”,基督新教各派从教会领袖、信徒个人乃至整个教会,均表现出相当的关注和反应。其中,尤以北京“证道团”及其刊物《生命月刊》、基督新教青年会及其刊物《青年进步》,以及浸信会及其刊物《真光杂志》的反应和反击最为引人注目。若按其回应的表现和态度来看,则又大致分为两类:“我行我素派”与“护教派”,而后者又可细分为“保守派”和“开明派”。

  “我行我素派”即对各类“非基运动”采取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照例我行我素,采取精神和心理上的冷冻处理。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4月22日的社论就主张将“完全漠视”奉为对付“非基运动”的最好手段。

  与此相反,“护教派”则从保守和开明、反击和反思两个截然相反的角度同“非基运动”各派积极对垒,公开对话。前者如广州基督徒张亦镜,由其所主编的《真光杂志》曾对“非基运动”中种种非难、攻击基督教的言论针锋相对、逐条辩驳,其表述言辞激烈,目的纯为教会辩护,容不得半点批评,对教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却鲜少反省和讨论。

  与保守派不同,开明派基督徒如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和赵紫宸、长沙青年会的领袖徐庆誉等人,则以《生命月刊》《青年进步》等基督教刊物为言论平台,对“非基运动”针对教会的种种批判,以理性的态度予以认真研究和反思,而非简单的情绪性反弹。

  而整个教会界针对“非基运动”予以积极回应的标志性事件,则是1922年5月2日至11日于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此次大会因参加人数为历次基督教大会之最(共1025位与会代表)、与会中国代表为历次之最(中国代表人数过半,计568位),而被称为中国基督新教历史上的一次盛事。此外,此次大会以“中国教会”为主题,凸显中国本土教会的作用和地位。在会议内容和成果方面,大会重点讨论如何应对中国民族觉醒问题,并首次明确提出“本色教会”的口号,改“中华续行委员会”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表体现本色化精神的《教会宣言》。

  作为对教会本色化讨论的深化,1923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本色教会委员会,并从3个方面明确了“本色教会”之意义:使基督教更适合于中国国情与具体环境;扶助中国基督徒,使其逐渐了解个人及共同之责任;以本国之贡献献于上帝,增厚基督徒生命,扩大基督教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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