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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欧修女规章的发展 ——以圣克莱尔修规为中心的讨论
2016年12月15日 10:56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汪丽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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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修女是中世纪修道体制的重要组成,然其所遵守的修道规章往往因以男性修规为导向而容易被学术研究所忽视。本文以西欧历史上第一个女性自己主笔并获得教廷认可的修女规章——圣克莱尔修规为中心,从历史纵向和社会横向剖析该文本中“贫穷”、“爱”、“圈禁”等核心理念所展示的时代意义,以及女性对于修规和修道的不同理解。继而在梳理西欧中世纪不同历史时期修女所遵守的诸种修道规则基础上,分析中世纪盛期修道运动的若干变化,阐释圣克莱尔修规诞生的背景及其开创性。尽管圣克莱尔修规的现实影响力有限,然而它的诞生标志着修道领域内性别意识的觉醒与实践,并打破了传统宗教写作中的两性合作模式,因此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超越了文本本身在中世纪的现实影响力。本文以圣克莱尔修规为中心考察中世纪西欧修女规章的发展,观察伴随社会和宗教本身的变迁,男人和女人对理想的女性修道模式认知的演变,以及两者之间微妙的分歧;解析在男性威权笼罩下的中世纪修道运动中,女性为获得身份认同,不得不与男性修道者之间维系既紧密追随又试图区隔的复杂关系。尽管历史处境复杂,以圣克莱尔为代表的女性以其独立的思考为修道运动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关 键 词:性别/圣克莱尔修规/修女

  作者简介:汪丽红,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修规作为指导修士或修女日常生活及行为规范的文件,尽管与实际执行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对由男性主导而成的修规,例如在西欧影响深远的本笃修规,学界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然而中世纪近千年数量众多的修女们遵守何种修规?她们又是如何理解修规的?相关的英文和中文研究都不多见。本文拟围绕中世纪第一个由女性主笔为自身撰写的修规——圣克莱尔修规,试图梳理中世纪西欧修女规章发展的脉络,重新审视性别因素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复杂图谱。

  一、圣克莱尔修规

  圣克莱尔(St.Clare of Assisi)是西欧中世纪历史上著名的女圣徒,也是圣方济各的早期追随者之一。据其传记,她在1194年出生于意大利显贵家庭,在一次听过圣方济各布道之后受到感召,决意逃避家族安排的婚姻而加入修道行列,1212年3月于波尔祖科拉(Porziuncola)发愿正式受戒成为修女,圣方济各随即将之送入附近的圣保罗(San Paolo)本笃修女院,之后又送往另一所本笃修女院(Sant' Angelo in Panzo),随后定居圣方济各修建的圣达米阿诺(San Damiano)修女院,并担任院长近40年,直至1253年于此地去世。她不仅在方济各传统中开创了女会,还撰写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女性主笔的修女规章——圣克莱尔修规。

  作为第一个女性为自己撰写的规章,圣克莱尔修规的诞生相当艰难。圣方济各本人并没有为居住在圣达米阿诺的修女们特别指定修规,克莱尔一开始加入的是本笃修女院,遵循的是圣方济各教导,包括其1209~1210年获得教皇口头许可的原始修规(现已遗失),但“没有证据表明该生活方式包含针对克莱尔及其姊妹所宣生活的任何详细规定”。①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规定,所有新成立的宗教社团,都必须遵守某个已经制定的修规。为此,1217年枢机主教胡戈里诺(Hugolino di Segni)以本笃修规为蓝本,为追随克莱尔的修女们制订了修规;1247年教皇英诺森四世修改胡戈里诺修规,是为第二修规。但是以上两个教会指定的修规都没能严格践行圣方济各的贫穷理念,克莱尔并不满意,于是着手撰写自己的修规。然而新修规提交教廷后迟迟未能得到许可,几经争取,直到1253年8月9日处于弥留之际的克莱尔才在病榻上收到教皇批准的消息,两天后克莱尔去世。

  圣克莱尔修规一共12章,涉及准入、礼仪、管理等日常生活的方方方面,很多条款看上去与此前修女所遵循的传统修规似乎没有太大区别,但其所表达的三个核心理念使之真正成为中世纪里程碑式的修道文献。

  第一,克莱尔与枢机主教和教皇分歧的焦点在于“贫穷”。经过克吕尼改革,12世纪西欧宗教界改革的重心从神职人员的道德状况逐渐转向宗教生活性质和信徒个体信仰,②所以在圣方济各和克莱尔生活的年代,效法基督(Imitation Christi)和使徒生活(Vitaapostolica)成为核心议题。圣方济各以实际行动践行和丰富了格利高里改革时期就已提出的“使徒生活”概念,使之囊括三重含义:模仿原初教会:贫穷、简单、忏悔;炽热的爱;乞讨为生或劳动得食。③三重含义的基础都是贫穷,因此贫穷在中世纪盛期不再只是一个形容词,而跃升进入形而上的领域。康普贝尔(Josie P.Campbell)分析中世纪盛行的拉撒路故事说:“表面上看,这个寓言显然是讲城市穷人的。……那些拥有权力享受世间愉悦的人注定受永恒的痛苦,除非他们将财富分享。从这个角度看,13世纪起托钵修士团可能赋予贫穷神圣的性质。”④事实也确实如此。13世纪后半叶一位无名作家在他的《贫穷论》(the Sacrum commercium sancit Francisci cum domina Paupertate)中将贫穷拟人化,并自陈来历说她原在伊甸园内陪伴亚当,揭示正是人类社会造成了贫穷的分化。圣方济各修会正是为了呼应伊甸园的无邪状态,通过自愿贫穷,试图在现世创造一个永恒不变的平等世界,将创世纪、基督时代、圣方济各时代和修会的自身历史保持在当下。⑤从这一角度而言,贫穷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放弃财产行为,也不只是众多修道操练元素中的一种,而是真正来自上帝拥有神格的神贫,成为圣方济各修道理念和实践的核心要素。

  作为圣方济各的忠实追随者,圣克莱尔在修规第6章“不要拥有财物”中全面表达了她对神贫的理解:“不得通过中间人接受或持有任何所有物、财产,或任何其它可称之为财产的东西,除了为保证修道院的适当隔离和完整所需而按需保留的土地;除非当作菜园满足姊妹所需,否则不能开垦这地。”⑥院制修道兴起之初,为了供养等问题,一些修道院拥有的公共财产和外围人员数量并不少,⑦中世纪早期西欧的修女院虽然财产状况时常陷入困境,但拥有俗家女仆也很常见,诸多修规明文规定必须放弃财产以及不得拥有私人物品等条款落到现实并不等于一无所有。克莱尔对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双重限定从源头上遏制了修女院和修女生活滑向世俗的任何可能性。

  在这一核心条款之前,克莱尔反复强调坚守神贫的重要性。本章第一句话开宗明义说自己和姊妹服从于圣方济各,接下来她说:“真福之父见我们不害怕贫穷、劳作艰辛、受苦、羞耻、世人轻视,我们反将这些视为大喜乐,被他为我们写下如下的生活方式而感动:‘既然圣灵令你让自己成为最高王、天父的女儿和仆人,以圣灵为配偶,选择按照圣福音的完美生活,我为自己和弟兄们决议并宣誓对你们和对弟兄们一样始终同样关爱并给予特别关怀。’”⑧申明了圣方济各对本会修女的重视,要求修女们遵照指引者遗命,不要移志:“我们永不偏离自己怀拥的最神圣贫穷,在去世前不久,他再次为我们写下遗嘱,说:‘我,弟兄方济各,微小的,希望追随最高主耶稣基督及其最神圣母亲的一生和贫穷,坚持到永远;我要求并劝告你,我的女士,永远过最神圣的生活,身处贫穷。小心警戒不要因任何人的建议和教导背离之。’”⑨圣克莱尔顺理成章地要求会中修女继承圣方济各遗志,将神贫永远坚持下去:“我和姊妹,从来心念要护卫我们曾向上主和真福方济各宣誓的神圣贫穷,继承我担任院长的人以及所有姊妹一定要奉行,不可亵渎之,永远。”⑩本章“直接来自圣克莱尔”,没有引用圣经经文,而完全引用圣方济各的语言,因此在克莱尔看来自己所遵守和强调的正是圣方济各贫穷的原初本义。

  克莱尔在一个规章制度中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强调贫穷,还存在更为现实的背景。方济各修会获得教皇许可后在西欧迅速扩张,不得不接受大量赠予的动产和不动产,圣方济各建立无会之会(the ordo sine ordine)的理想破灭,本人也辞去会长职务。但是神贫理想与现实组织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创始人去世而消失,修会因是否要坚守圣方济各原初的贫穷理想分裂成两派,并为此争论不休。为了协调双方矛盾,避免在宗教界引起思想混乱,1230年教皇格利高里九世颁布通谕(Quo elongati),区分所有权与使用权,对无可避免必须使用的土地、教堂、衣物等,圣方济各修会只拥有使用权,其所有权则归属以教皇为首的罗马教会。进而,圣方济各修会的会长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1221-1274)将财产、所有物和收益权等这些概念归属到法律范畴,论证方济各修士所涉及的“仅仅使用”(usus simplex)与法律无关,只与跟随基督和使徒的坚定意志相联。然而以上两种解释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决维护圣方济各原初理想的激进派代表人物法国南部修士奥利维(Petrus Johannis Olivi)批评波纳文图拉的“仅仅使用”不够纯粹,将圣方济各的神贫总结为“贫穷使用”(usus pauper)。直到1253年圣克莱尔去世后,14世纪20年代修会内部以及教会还爆发了一次大争论,(11)教皇不得不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和研究,最终坚持神贫理想的属灵派失败且遭到驱逐。在这场关于修会财产所有权的大讨论背景下,圣克莱尔修规对神贫的坚持并最终获得教皇许可不得不说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因此就这一层面而言,认为克莱尔不仅是圣方济各修道的女性伙伴,还是其遗产的真正继承人并不为过,而第6章也“因包含新宗教生活方式的基石”(12)被认为是圣克莱尔修规的核心章节。

  圣克莱尔修规传达的第二个核心理念是“爱”。“爱”在克莱尔时代的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西多修会的主要领导人圣伯纳德(St.Bernard)的感性神秘主义(13)令他对爱的阐释不同于早期教父,他把爱分为四个等级:为自己的缘故爱自身、为自身而爱上帝、为爱上帝而爱上帝、为上帝的缘故而爱自己。四个等级不存在高下之分,只是自然归类。这为很多宗教女性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扫清了道路,她们以女性独特的身体体验为基督教传统的“爱”增添了新内容。例如,比阿特丽斯的《圣爱七种》(Seven Manners of Love)、海夫塔修女院的大格特鲁德所著《圣爱报音》(The Herald of Divine Love)、海格堡的玛提尔德的《特恩之书》(The Book of Special Grace)、马格德堡玛提尔德的《神性流光》(The Flowing Light from the Godhead)等等,在书中她们将母子、夫妻、恋人之爱等世俗情感的元素植入宗教理解。海德维希形容她与上帝合一的体验说:“只是体验甜蜜的爱,拥抱和亲吻。”博若莱修女玛格丽特比喻基督“你不是我妈妈却胜似妈妈”。(14)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理解帮助中世纪盛期基督教徒从被动地畏惧上帝威权转向主动地贴近基督人性,她们认为“如此纯粹和高贵的渴望方式源自爱而不是出于恐惧。恐惧主的愤怒和正义审判,或害怕永罚,或意外的灾祸,因此恐惧令人痛苦。然而在她的事工中,爱只是导向构成自身的纯粹、卓越和至高至贵……”。(15)大格特鲁德也认为自己更受上帝友善之爱触动,而不是对永罚的恐惧。(16)

  以上女性写作者拓宽了对爱的理解,克莱尔也将其融入修规,表现姊妹之爱。基督教早期,圣奥古斯丁写给修女院的信恰恰就是为了解决姊妹纷争,他在这封信件中引用马太福音(7:3)“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约翰一书(3:15)“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等语句,(17)以仲裁者的身份劝诫姊妹之间不要争吵,要相互谅解。而克莱尔的角度不同:“如果从生理上一位母亲喜爱并养育她的孩子,那么在精神上一个姊妹应该有多么喜爱和培育其姊妹啊!”(18)“令她们热衷维护团结互爱,这是完美的纽带。”(19)因此她的修规虽然严格,某些方面甚至十分严厉,(20)其依赖的不是对神权的恐惧,而是要在“爱”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的约束机制。

  在遗嘱中克莱尔更全面地阐释了她对于爱的理解,“以基督的怜悯相互友爱,让你们信仰中的爱外显于你的行动,从而在这样一个榜样的驱使下,姊妹们在爱上帝和相互宽容中成长”,“姊妹们不仅仅因其职务,更出于爱服从她(院长等管理者)。令她也像一个好母亲对待女儿那样谨慎看顾姊妹”。(21)正是以爱为立足点,圣克莱尔修规与由男性主导的修女规章发生区别,后者出于男性对女性的预设多注重约束性,而圣克莱尔修规更关注灵性指导。克莱尔不但措辞与圣奥古斯丁不同,还着意培育修道院内朴素的民主作风:“在那里,她还必须就任何与修女院福祉和益处相关的事务征询所有姊妹的意见。”相比之下,胡戈里诺修规和英诺森四世修规没有相关条款,方济各会前后两个修士修规也未能在爱的基础上就兄弟情谊(brotherhood)予以充分体现。克莱尔重视姊妹情谊(sisterhood)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既是时代焦点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女性对院制修道生活有着不同于男性的关注点。

  第三,圣克莱尔修规继承了前代所有修女规范的基本原则——圈禁。“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复原清楚表明,许多实体修女院并不是都有防护性的物理围墙;围墙往往是概念性的:出于修规中寄予的希望、对其内居住者的部署,人们将修女院理解为圈定的,与世俗世界割裂的空间。”(22)“死亡通过夏娃降临”,(23)妇女天生背负着引诱者的嫌疑,无论有无院墙,无论遵从何种修规,修女院的圈禁政策总是比男修道院更加严苛。因此不管愿望多么美好,修女院和修士院存在本质差别,后者被视为“人间天国”(paradise),前者却是“荣耀的监狱(glorious prison)”(24)或坟墓。

  圣克莱尔修规同样通过门、栅栏、布帘等隔断贫妇与外界的接触,然而比之胡戈里诺修规和英诺森修规,它在“缄默”方面要求更严,却在操作上更灵活。比如,胡戈里诺修规规定,修女正式受戒后除非建立新修女院,否则不得外出;英诺森四世修规补充“在修会总会长或修道院所在省会会长允许下”为建立、改革修道院,或管理、纠察或避免某些巨大损失可以出修道院;而克莱尔却允许修女在“某些有效、合理、有据可被批准的理由”(25)之下可以出院。作为一份修规,圣克莱尔修规固然有其规定性和约束性,但显然克莱尔更看重灵性培育,试图以贫妇纯洁灵性的生活为世人树立镜鉴(mirror),而这才是克莱尔“圈禁”的真正目的。

  克莱尔在遗嘱中反复提到“镜鉴”一词。“就在他刚刚皈依之后,当时他还没有弟兄没有同伴,他充满圣意(divine consolation)建立圣达米阿诺教堂,他被引导着彻底放弃世界。这个圣人被圣灵照耀怀着巨大喜悦,做了一项有关我们的预言而后上帝实现了。他爬上教堂围墙冲着站在周围的可怜人用法语大声说:‘来吧,帮我建圣达米阿诺修道院,因为住在这里的女士将以她们著名而神圣的生活荣耀天父,享誉整个神圣教会。’”“主不仅把我们作为他人的榜样和镜鉴,还当作应上帝之命加入我们生活的姊妹的榜样和镜鉴,她们又再度成为活在此世人们的镜鉴和榜样。因此,主召命我们行此大事,世人的榜样和镜鉴将存于我们中间,我们真的一定要念福并赞颂主,时常在祂之中巩固。如果按照赐予我们的方式生活,我们稍作努力就会给别人留下一个高贵的榜样,获得永福的奖赏。”(26)在克莱尔看来,无论她自己还是圣方济各都希望圣达米阿诺的贫妇们通过院墙内贫穷、圣洁的生活为世人树立榜样,孕育德行,成为映照世人品性和虔诚的镜子,正如研究圣克莱尔修会的杰瑞迪恩·伍德(Jeryldene M.Wood)所说,“她将之与母子情感比较,令人觉得抚慰,包括修女纯洁的身体像圣母子宫那样蕴含基督,将修道院从监狱或坟墓变成包围、含蕴和拯救的场所”。(27)

  克莱尔对于“圈禁”的理解令其名下修女院有别于传统,因此教皇1255年封圣克莱尔时说:“她身在院墙内,却依然在外。克莱尔隐起来了,但是她生活的道路却开放了。克莱尔沉默了,但是她声名传扬。她隐居陋室,却在城镇中教导。”赞颂“克莱尔,是赐予整个世界的明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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