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宗教学 >> 宗教研究 >> 基督教研究
另一个维度的启蒙:天主教启蒙运动的思想与历史
2019年11月21日 16:54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作者:王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启蒙运动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但学界也在不自觉中形成了思维定式:在理性主义的名义下,主流的西方文化被注入了世俗性的维度,导致基督教被妖魔化。晚近的研究已经开始讲述启蒙运动的“宗教气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之前对启蒙运动最大的误解,是将它理解为单一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历史上不存在以单数形态存在的“启蒙运动”,而只有复数的启蒙运动,“天主教启蒙运动”便是其一。本文分析了天主教启蒙学者借用世俗启蒙者的术语与思维方式,带来了“天主教的观念革命”。天主教启蒙运动的出现与特伦托公会议有紧密联系,而历史批评方法论的兴起以及扬森主义的出现,是其重要的学术背景。为说明天主教启蒙者的思想逻辑,本文还分析其对康德哲学的理解,描绘了普世教会情怀在天主教启蒙运动中的展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期  刊】《世界宗教研究》 2017年第1期

  【关 键 词】天主教启蒙 费伯尼主义 普世教会 德意志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世纪德意志的民众启蒙”(批准号:11CSS011)的阶段性成果.

 

  启蒙运动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长期的学术积淀蔚为壮观, 但学界也在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些思维定式。在大多数人看来, 启蒙思想就是对理性主义的高扬, 以及对宗教信仰的贬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种有失偏颇的“哲学阐释支配了职业历史学家的思维。” (1) 于是在理性主义的名义下, 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被注入了世俗性的价值, 结果便是基督教被妖魔化, 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会的智力贡献遭到忽视。在2002年出版的一套《德国文学简史》中, 作者就义正言辞地指出, 天主教的哲学家与学者在18世纪的知识界基本没有发挥什么影响。 (2)

  刻意将启蒙思想与基督教对立, 将宗教启示完全排斥在外的解读, 是大有问题的。这种看似态度鲜明的立场, 实际上是对启蒙时代是似而非的理解, 是片面的理性主义用宏大叙述构建起来的一套虚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伏尔泰被视为英雄, 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 毫不客气地将启蒙运动贴上了反迷信、反启示的标签, (3) 这个20世纪初新教背景学者的见识, 仍被奉为圭臬。

  实际上, 不仅启蒙与非启蒙的边界是模糊的, (1) 而且启蒙思想家对待基督教信仰的态度也不是决绝地反对。晚近的研究已经开始讲述启蒙运动的“宗教气质”, (2) 整个运动固然充斥着宗教的辩论, 但绝非是在抗议宗教。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之前对启蒙运动最大的误解, 是将它理解为单一体。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 历史上不存在以单数形态存在的“启蒙运动”, 而只有复数的启蒙运动。用波科克 (John Pocock) 的话说, 我们再也不能将启蒙描绘成铁板一块和具有普世意义的智力运动了。 (3) 在复数的“启蒙”中, “天主教启蒙运动”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是没有引起国内学者充分重视的话题。天主教启蒙运动为一场改革尝试, 活跃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的天主教启蒙学者, (4) 为了捍卫天主教的核心信仰, 主动借用世俗启蒙学者的术语与思维方式, 谋求两种意识形态的融和, 带来了“天主教的观念革命 (Katholische Ideenrevolution) ”。 (5) 这种观念革命, 既有启蒙的成份, 所以极其重视洛克 (Locke) 、沃尔夫 (Wolff) 、康德等启蒙学者的思想, 力图让政治精英相信, 天主教的启示可以与理性兼容, 能够同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在经济、科学与宪政领域取得的成就有机结合; (6) 它又是“天主教的”, 所以具有为教会辩护的性质, 旗帜鲜明地反对无神论、不可知论以及宗教的冷漠主义。换句话说, 天主教启蒙兼具推动文化发展, 护教与捍卫信仰的多重目的。 (7)

  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面临着世俗启蒙的滚滚洪流, 本笃会修士阿森贝尔纳 (Beda Aschenbrenner) 这样告诫同事, “首先要进行自我革新, 你才会受到友好地对待。否则, 你会让自己和弟子倍感压力。” (8) 天主教启蒙学者如何应对世俗启蒙带来的冲击, 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们的思路, 以至于天主教启蒙学者的存在将会如何扩充我们对18世纪的理解, 将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我们有必要将这个长期以来“被遗忘的历史片段”挖掘出来, 对它进行或许并不算迟到的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天主教启蒙运动是一场欧洲范围内的思潮, 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地都有回响, 我们在下文的分析, 主要以神圣罗马帝国为背景, 因为德意志文化语境下的天主教启蒙运动更具代表性。 (9)

  一、背景

  世俗启蒙精神的普及是天主教启蒙全面展开的重要背景。在所谓“理性时代”, 自然科学得到发展, 研究机构与新型大学的建立迫使天主教会放弃了长期由耶稣会垄断教育的局面, 传统的盲信与服从被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信仰与服从。在这个背景下, 以机械论为主导的自然神论逐渐兴起, 甚至被写入了天主教的教科书。 (1) 政治哲学不再将王权视为民众救赎的保护人, 而仅仅是公共福利与现世幸福的执行者。这种政教分离的思想, 为天主教会的定位带来极大震撼。世俗化启蒙精神冲击了天主教会, 让后者不得不开始有所行动。但是, 真要追问天主教启蒙的源头, 我们需要继续上溯到近两百年前的特伦托公会议 (Council of Trent) 。作为对宗教改革的正面回应, 特伦托会议虽然坚持了对新教教义的谴责, 但开启了天主教会的内部改革。从这个层面看, 天主教启蒙运动不过是在深度与广度上强化了特伦托的会议精神。 (2) 世俗层面的启蒙精神渗透到教会领域后, 特伦托的改革精神真正成熟, 最终在18世纪后半叶结出了硕果。

  特伦托会议以来, 为了应对宗教改革带来的纪律松弛, 天主教会提出了加强神职人员素质的培养方针, 并且大规模建立修道院, 试图改善教区宗教生活的质量。然而, 这些改革措施产生了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对于天主教启蒙运动而言, 其中一个具有积极意义, 即神职人员的独立意识得到了增强;另一个则有消极意义, 推动教会进入了所谓巴洛克天主教会 (baroque Catholicism) 时代。天主教会强调对神职人员的教育, 目的是为了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 但在客观上增进了主教的独立意识, 同罗马的离心力愈加显著, 以至于到了18世纪中叶, 他们“不再唯唯诺诺地屈服于教宗对地方教会的干预”。 (3) 实际上, 从法国的高卢主义到德意志版本的费伯尼主义 (Febronianism) , 都有鼓吹民族教会独立的诉求, 这是天主教启蒙思想的重要源头。业务素质得到提升的神职人员, 依托于革新后的修会 (尤其是本笃修会) , 成为天主教启蒙的中坚力量;但在另一方面, 对天主教的平信徒而言, 他们的虔敬不仅没有淡化, 反而被加强了。 (4) 特伦托会议带来了天主教会的复兴运动, 平信徒在华丽的特伦托式弥撒 (Tridentine Mass) 中找到了身份认同,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圣母崇拜、朝圣之旅、宗教节日庆典等活动, 构成了巴洛克时代天主教社会的图景。但在接受启蒙理念的新教徒看来, 巴洛克风格的天主教会生活方式呈现出“懒散与浪费的”状态, 18世纪新教书商尼柯莱 (Friedrich Nicolai) 就曾对此提出严苛的批判。 (5) 不过, 天主教会的启蒙者在理性选择上接近新教的气质, 把下层民众的宗教虔敬视为迷信。这种平信徒与教会精英阶层的分歧, 是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城乡差别的直观体现。所以有学者强调, 由精英阶层推动的天主教启蒙运动, 就是城市天主教徒对乡村天主教徒的改造过程, 本质上就是反对“巴洛克天主教在文化和思想层面的主导与入侵”。 (1) 天主教启蒙者对耶稣会的强烈抵制就是出于这种目的, 耶稣会是巴洛克时代的集大成者, 但是在启蒙者看来, 他们一步步将天主教带入了偏执与迷信的歧途, 让宗教生活变得愈加无趣与奢华; (2) 天主教启蒙者都是在耶稣会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 现在则举起了反抗父辈的旗帜。

  特伦托的改革精神、神职人员的独立性与世俗启蒙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 共同塑造出了独特的天主教启蒙运动。在这些因素合力的作用下, 有两个学术背景对天主教启蒙运动的产生特别重要, 我们有必要详细说明。

  其一就是历史批判方法论 (historical-critical scholarship) 的发展。基督教会向来重视历史的书写与研究, 对历史的全新解读, 往往意味着教会思想层面的更新。正如马丁·路德对保罗书信的理解, 引发了宗教改革。在天主教众多的修会中, 法国的圣莫尔修会 (Congregation of Saint Maur) 对历史的重视, 让它具有鲜明的个性, 最终发展出了历史批判方法论;由于不同修会之间的频繁联络, 莫尔派运动 (Maurist movement) 影响了整个欧洲天主教世界, 成为天主教启蒙运动的思维工具之一。不同于托钵修行的方济各会, 圣莫尔修会没有经济负担, 也没有慈善的压力, 所以把修行的重心放在了学术层面;其对修士的培养也特别强调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教育。莫尔派修士相信, 尽管学术研究取代了体力劳动, 但是著书立说跟早期修士身体力行参与筑路、营造教堂一样, 能够锤炼信仰。当然, 作为成立于宗教改革之后的修会, 圣莫尔对学术活动的理解, 已经完全不同于中世纪修士单纯从事手抄文献的活动。他们的学术活动具有强烈的研究性质, 涌现了大量学者型修士, (3)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马比雍 (Jean Mabillon) 。他最初的工作包括对教会历史上重要人物作品的考订, 第一个考察对象是著名的明谷的圣伯纳德 (St.Bernard of Clairvaux) 。马比雍对原始文献进行了仔细地研读, 剔除了伪作, 并对不同作品按照年代进行了编目。当这部作品在1667年出版后,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他展现了“处理有疑问文献的非凡技巧……以及对12世纪历史的精准理解。” (4) 可以说, 这项成果展示了历史批评方法的核心技术。不过, 真正让马比雍出名、也让历史批评这种方法走向成熟的, 是1681年出版的《论文献学》 (De re diplomatica) , 作者对大量文献进行了细致考订, 成为具有示范意义的严谨学术专著。《论文献学》后来再版多次, 不仅让马比雍声名鹊起, 而且也让历史批判方法论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1683年马比雍去了一趟德意志, 将这种理念也带了过去, 在德意志本笃修会中间构建了一个学术共同体; (5) 在斯陶第格 (Ulrich Staudigl) 译介的推动下, 莫尔派的理念在德意志传播, 德意志境内的本笃修会成为天主教启蒙思想的重要发源地, 而那里走出来许多“启蒙的修士” (Enlightened Monk) , 他们竭力“使用新的科学和哲学对信仰进行全新的阐释, 鼓吹具有宽容与多元和谐的信仰体系, 以服务于没有排他性的道德与政治。” (6)

  马比雍思想精髓在德意志被汉斯茨 (Markus Hansiz) 继承并发扬光大 (讽刺的是, 汉斯茨是耶稣会士) , 启动了在德意志教会史研究中至今仍在进行的“德意志圣典” (Germania Sacra) 编撰项目。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雷根斯堡的本笃修士兹恩吉保 (Roman Zirngibl) , 他为历史批评法贡献了一个全新的技术“实用文献术” (Quellenpragmatik) , 试图对历史文献的背景和发展线索进行清晰地阐释。 (1) 莫尔派发展出来的学术方法, 为教会史成为严谨的历史学研究分支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还被教会史研究者使用的教父文献, 大多数都以他们的校订工作为蓝本。 (2) 在教会史研究的层面接纳考据方式, 是对理性的尊重。天主教启蒙运动的温和属性, 跟这种学术态度密切相关。这样的方式后来被用到圣经文本的考据, 在19世纪形成历史批评学派。

  可以说, 历史批判方法论带来了天主教修会的重要转型, 学术自由的精神得到了强调, 为天主教启蒙思想的萌发创造了条件。实际上, 为了贯彻学术自由, 许多本笃修会的图书馆主动收藏了大量非神学图书, 为天主教学者吸取多方位的营养带来了便利。特别是在大旅行 (Grand Tour) 的推动下, 许多游历者参观的目标之一就是修道院附带的图书馆, 这也迫使许多修会不断升级改造图书馆的藏书, 增加当时流行书籍的馆藏, 以吸引更多的游历者前来。据称, 1800年左右在多瑙沃特 (Donauw9rth) 的一家本笃修会图书馆有多达15-20万册藏书, 但只有33%的书与神学相关, 大部分书籍涉及哲学、语言学、法学、自然科学。 (3) 这个比例对于一个修道院来说, 未免太低;即便是在天主教传统强势的科隆、亚琛、明斯特 (Münster) 这样的城市, 主教的私人图书馆也只有48%左右的藏书与宗教相关。 (4) 正是借助这些开放的资料, 天主教会从内部培养了自己的启蒙者。从此以后, 修士不再是伏尔泰笔下只会“吟唱、吃喝、消化”的慵懒之士, (5) 而是真正的学者;修道院也不再是单纯的静默灵修的所在, 也可以是科学研究的基地, 比如位于普芬宁 (Prüfening) 的修道院在院长的带领下, 建立了玻璃厂, 为天文学家的望远镜提供镜片。 (6)

  天主教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学术背景是扬森主义 (Jansenism) , 以及德意志版本的费伯尼主义。扬森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鲁汶大学神学教授扬森 (Cornelius Jansen, 1585-1638) , 他受早期教父 (特别是奥古斯丁恩典学说) 的精神鼓舞, 主张严苛对教会进行改革, 鼓励新知, 改善神职人员的培养, 反对迷信与蒙昧主义, 并要求废黜耶稣会:这些思想宗旨同后来的天主教启蒙非常合拍, 成为后者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长期以来, 罗马教廷对天主教会内部强烈的改革主张并不上心, 导致地方教会试图通过实践达成既成事实倒逼教廷接受改革。扬森主义要求对教会仪式进行重组, 对教会组织去中心化, 提升修道院的纪律, 改善牧师的待遇和教育结构, 以及提升个体信徒在宗教实践上的自由度 (包括用方言进行礼拜仪式等) 。 (7) 这些追求显然受到了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与启蒙运动所鼓吹的“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密切相关; (1) 同时, 扬森主义特别强调民族教会之于罗马教廷的独立性, 延续了法国教会的高卢主义传统 (Gallicanism) , 从而让政教关系这个重要议题再次提上了台面。从此, 扬森主义不再局限于神学教义上的严格主义 (集中在教义上与天主教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差别, 如自由意志, 恩典等内容) 以及对巴洛克天主教的反对, 而慢慢成为民族教会独立的推手。在这个角度看来, 扬森主义同天主教启蒙运动紧密关系, 用查德威克 (Owen Chadwick) 的话来说, 我们无法区分前一个运动结束与后一个运动开始的时间。 (2)

  源自法国的扬森主义, 特别是推崇民族教会独立的维度, 传到德意志后出现了一个变体, 以特里尔副主教的著作为起点。1763年, 特里尔副主教霍特海姆 (Nicholas von Hontheim) 出版了《论教会的地位以及罗马教廷权力的合法性》 (De statu ecclesiae et legitima potestae Romani pontificis) , 借此表达了教会法律地位的新思维, 激起了德意志天主教的热烈讨论。由于该书托名费伯尼 (Justinus Febronius) , 所以这股思潮被称为费伯尼主义, 其核心观念强调德意志教会的自由, 认为教宗是德意志教派统一的障碍。从形式与内容上看, 霍特海姆的作品都是关涉严肃神学问题的讨论。议题之一是教宗权威的来源与合理性。客观上说, 霍特海姆并不否认教宗权威的重要性, 因为在异端面前, 最终需要能够一锤定音的声明;他反对的是膨胀的教宗权威, 比如这种权力干涉到了民族教会的主教选举, 破坏了主教在自己辖区的相对“主权”, 这本是耶稣赋予主教们与教宗平起平坐的权利。 (3) 在霍特海姆的理解中, 教宗获得目前的至高地位, 有偶然的成份, 也有刻意为之的犯罪行为。最大的恶是历代教宗对圣经的歪曲解读。比如他特别提到被罗马教廷用来证明教宗权威的经典叙述, 耶稣三次向彼得强调要“喂养我的羊” (《约翰福音》21:15-17) , 被解读为作为彼得继承人的罗马主教具有特别的权威。这成为教宗权威来源的理论依据。但是, 霍特海姆指出, 耶稣实际上对所有使徒讲这番话, 是为了说明使徒权威的来源性问题, 而不是继承性问题:耶稣是惟一的权威。 (4) 值得注意的是, 霍特海姆还用大部分篇幅来讨论伊西多尔 (Isidore) 教令集的伪作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 因为《伪伊西多尔教令集》 (Decretales Pseudo-Isidorianae) 向来是论证教宗权威的重要历史文献。如果论据经受不了放大镜的考验, 那么教宗攫取权力就是建立在伪造历史文献基础之上, 论点不攻自破。毫无疑问, 霍特海姆采用了历史批判的方法论, 虽然这样的思路并不具有原创性, 但马上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当然, 他这样做也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 他不想用一个全新的观念引发公愤, 而是通过引用历史上已有的观点来表达自己对教会改革的期望。但是, 霍特海姆用一种迂回的策略, 在看似专业的神学讨论中, 注入了德意志民族教会的政治企图心, 挑明了天主教启蒙运动的重要诉求。他引用了耶稣会士康特真 (Adam Contzen) 的著作, 这位修士早在17世纪就认识到, 教会所有错误都源自对神圣罗马帝国国情的无知, “帝国的民众千千万, 幅员辽阔, 邦国林立, 宗教信仰千差万别, 对自由的认识千姿百态, 对一个陌生人而已, 要理解这些事情是相当困难的。有多少意大利人相信, 德意志主教只在表面上与他们相似?这就如同将枞树与灌木相提并论。” (5) 意大利与德意志是两种差异巨大的存在, 一个毫无经验的意大利人如何能够得心应手地治理陌生之境, 而德意志人又如何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外来者的控制呢?霍特海姆将自己的攻击性论点隐藏在对格兰西 (Grantian) 教会法有效性的讨论中。但霍特海姆的作品论证清晰, 结构明确, 所以传播很广, 虽然并没有讨论许多细节问题, 如礼仪、教育等, 但为天主教会改革思想提供了营养, 点燃了德意志天主教的激情。在随后的热烈讨论中, 狭隘的教宗特权的问题, 扩充到了德意志教会独立性的问题。另一方面, 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 也是促使教会法理论问题, 转向现实问题的重要原因。1763年刚好是七年战争结束的年份, 这个时间点与《论教会》的出版或许是巧合, 但霍特海姆的作品涉及了教会的定位, 无疑指向了政教关系这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议题。门德尔松曾经不无道理地评论到:“国家与宗教———市民法与教会法, 世俗权威与教会权威———社会生活的两大支柱如何互动, 以便让它们保持制衡, 而不是成为社会发展的负担, 维护而不是摧毁社会根基, 这是政治家最棘手的任务。” (1) 门氏的话表明, 政教关系是欧洲局势的基石。七年战争本身改变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局, 让政教关系在此时变得异常敏感。新教的普鲁士借助七年战争奠定了在德意志世界的主导权, 天主教的奥地利逐渐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 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 天主教与新教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天主教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政治未来。所以, 霍特海姆的长篇大论虽然冗长, 他的教会论虽然抽象, 但关照的却是18世纪最现实的问题。

  在德意志的政治语境中, 费伯尼主义更具特别的意义。德意志天主教徒被身份认同问题折磨了几百年;普鲁士的崛起过程中, 更是重新编制了一个排斥天主教传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扬森主义和费伯尼主义的共同推动下, 身份认同终于有了答案:天主教徒与帝国市民的身份相抵触的传统看法成了伪命题。 (2) 甚至有学者指出, 天主教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 (3) 所以, 天主教启蒙普遍反对耶稣会的垄断, 表面上看是本笃修会在与耶稣会争权夺利, 其实是启蒙者对民族国家宣誓效忠的自白:随着教育在内的资源回归国家手中, 基督徒与市民的双重身份合体了。这也是天主教启蒙在奥地利以“约瑟夫主义”呈现出来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批判的方法论以及费伯尼主义所体现的诉求看, 德意志的天主教启蒙运动绝非与信仰为敌。宗教信仰的特殊性, 曾经被莱辛形容为地下室的火药桶, 能够“推动其他事物的运动, 但它自身保持稳定。” (4) 在理性时代, 天主教会的稳定性是不争的事实, 这或许要得益于天主教的启蒙者用内部改革的方式, 完成了自我救赎。他们虽然也像世俗启蒙者一样批评教会, 但对宗教本身并不质疑。天主教启蒙运动让我们看到了宗教在18世纪德意志的独特地位, 它完全不同于世俗启蒙思想家所描摹的情形, 相反, “神学获得接纳……仍然是完整的知识体系, 宗教信仰所形成的交流网络, 是进行知识更替与革新的必要工具。” (5) 至于知识得到了何种程度的“更替”与“革新”, 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天主教启蒙运动的内在思维逻辑。

作者简介

姓名:王涛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马云飞)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