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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重孔子到今世完人:明清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孔子观
2019年11月21日 16:47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作者:仇王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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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西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受到推崇,孔子被尊为圣人。明清时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用汉语阐释伊斯兰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孔子观。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尊重孔子,但对有关太宰拓和孔子的对话内容作了取舍和发挥,认为孔子听闻的“西方圣人”是至圣穆罕默德;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把孔子纳入圣人之列,但在至圣穆罕默德之下;马德新认为东土圣人言人道,西土圣人言天道,各有自己的职责;唐晋徽提出孔子是今世完人、穆罕默德是后世完人的思想。对待孔子的态度,反映了明清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和社会现实之间努力寻求一个合理关系的思想历程。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期  刊】《世界宗教研究》 中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2016年第5期

  【关 键 词】明清时期 穆斯林知识分子 孔子观 圣人 完人

 

  自西汉“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以后,儒家思想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也不断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加封,①孔子在儒家知识分子阶层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尊为“圣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穆斯林想考取功名,获取政治地位,就要学习儒家文化及经典,“读儒书,应科目,登皇路,率伦常事,笃乎君父兄友者,不爽分毫”②,“吾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者本孔孟之书”③,“吾辈生长中华,共读儒书,非不服儒服、冠儒冠,自以为无愧于儒林矣”④。明清时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主要指使用汉语文者)身上兼有两种文化属性:内在的伊斯兰教信仰,外在的儒家文化修养。明清穆斯林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崇儒敬儒,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会以引用孔子话语的方式来加强自己的论述。对待儒家的态度就决定了穆斯林知识分子必然要解决如何对待儒家圣人孔子的问题,因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为东土儒者之宗,一言而为天下法”①,《论语》被列为儒家经典之列。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关系的论述比较多,但对穆斯林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孔子的问题却关注的比较少。本文就以明清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孔子为论题,试作一番探讨。

  一、尊重孔子但孔子非圣人

  伊斯兰教基本信仰之一就是信使者。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向各民族派遣过多位使者,《古兰经》中说:“在你之前,我确已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有我已告诉你的,有我未告诉你的。”(40:78)“每个民族各有一个使者”。(10:47)《古兰经》中提到名字的使者有:阿丹、易德立斯、呼德、撒立哈、鲁特、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优素福、舒阿卜、安优卜、助勒基福勒、哈伦、达五德、素莱曼、易勒雅斯、艾勒叶赛尔、优努斯、宰凯里雅、叶哈雅、努哈、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穆罕默德,其中最为著名者是阿丹、努哈、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穆罕默德。在汉语语境中,穆斯林一般将这些使者称为“圣人”,把穆罕默德称为“至圣”,即封印先知,是所有先知中最伟大的先知。《古兰经》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中国圣人的名字,更没有提到任何与孔子相关的信息。处于儒家文化环境中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儒家圣人孔子和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关系的问题。

  在孔子看来,圣人是神圣的,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孔子认为,善人也难以寻见,只能看到一些有操守的人,“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②孔子崇拜尧、舜、文、武、周公等人,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③但孔子认为这些人都没有达到圣人的标准。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④“圣”的境界高于“仁”的境界。连尧舜都达不到圣人的标准,孔子自然也就难以企及了,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⑤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孔子是圣人,但孔子认为自己不是圣人,甚至离真正的君子还有一定的差距: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⑥君子要敬畏圣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⑦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⑧既然孔子自谦到连君子的标准都达不到,那就离圣人的标准更远了。孔子根据人的知识和品质将人分了等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⑨孔子认为自己属于“学而知之者”之列,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①所以,在孔子那里,圣人是神圣和高不可攀的,圣人是一个理想的人,一般人是不可能达到圣人的标准;孔子自己也难以达到圣人的标准。

  既然连孔子都“不得而见”圣人,那么是否有圣人的存在?明清时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典籍中“寻到”了圣人存在的“依据”。王岱舆在《正教真诠·群书集考》中“考证”出圣人生在西方,孔子听闻的“西方圣人”就是至圣穆罕默德:太宰嚭问孔子曰:“夫子圣人欤?”对曰:“丘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义,圣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能用其时,圣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动容有间,曰:“丘闻西方有圣人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丘闻其为圣人也。”②广州清真堂刊本的《正教真诠》注明此段内容“出《事文类聚》三十五卷,又出《山堂四考·徵集》(应为《山堂肆考》———笔者注)一卷,又出《列子全书》”。③《事文类聚》是宋元时期编成的一部类书,南宋祝穆编成此书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元富大用续编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祝渊续编遗集十五卷。④《山堂肆考》是明万历年间彭大翼编成的一部类书,全书以宫、商、角、徵、羽分为五集,共240卷,其中徵集又分释教、道教、神祇、仙教、鬼怪、曲礼、音乐、技艺、宫室、器用、珍宝、币帛、衣服、饮食等门。无论《事文类聚》还是《山堂肆考》,其中所列太宰嚭和孔子的对话都出自《列子》。⑤在太宰嚭和孔子的对话中,孔子首先否定了自己是圣人,其次对“三王”“五帝”“三皇”是不是圣人的问题没有正面回答,其实也就间接否定了“三王”“五帝”“三皇”是圣人的问题。面对太宰嚭的追问,“博识强记”的孔子只能说“闻西方有圣人”,这个圣人可能是一个理想的人,或许在现实中难以找到。《正教真诠》在引述这个故事时作了适合自己需要的删改,使得孔子确认西方有圣人。其实,孔子对所听闻的西方圣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来看一下《列子·仲尼篇》中的内容就清楚了:……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⑥“西方之人有圣者”是否真的是圣人,孔子也难以确定,只能从其所作所为来推测其可能是圣人,一个“疑”字就说明了问题。但《正教真诠·群书集考》对太宰嚭和孔子对话的内容作了取舍,从而从孔子那里获取依据:东土没有孔子所认为的圣人,只有西方才有孔子所认为的圣人。

  佛教也曾对《列子·仲尼篇》的内容作了发挥,认为孔子所说的“圣人”就是佛陀。唐代道宣在《归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的内容,认为“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也。”这种认为佛陀就是西方圣人的说法有其时代背景,“这当是魏晋时期信仰佛教的老庄学者为了美化佛教而借孔子之口所编造的寓言;所说的西方‘圣人’,正是用老庄玄学语言描绘的佛的形象。在儒家学说一直占据正统地位的情况下,借孔子之口说佛是古来未有的圣人,这对佛教的传播自然是有利的。历史上不少佛教徒都引用此文作为美化佛教、贬低其他宗教的重要依据。”①所以,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也是借孔子之口来论证西方圣人就是穆罕默德,并且强调孔子所说的西方圣人不是佛,“或曰:‘西方圣人未必非佛?’噫!纲常乃圣人之本,彼无父无君,禁人婚娶,消灭人纪,叛违造化,孔子扫除异端,以佛为圣,必不然也。”②王岱舆用儒家的纲常伦理来说明孔子所说的圣人不是佛陀。王岱舆以孔子之口来说明西方圣人为穆罕默德的方法和思想,在马注等穆斯林知识分子中得以延续。③

  马注认为孔子所说的西方圣人是穆罕默德,他说:“纲常人伦之大,陶唐而下,百氏争鸣。孔子扫除异端,赞述前圣,若云大圣是佛,此又异学之见也。”④在马注看来,佛教教义和儒家纲常伦理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孔子所说的圣人是佛,那就将儒家置于异端之列,这在情理上是行不通的;孔子称道的圣人就是至圣穆罕默德,“(至圣)道迈三皇,称大圣于孔子,德超五帝。”⑤

  康熙九年(1670),丁澎在《清真寺碑记》中也认为孔子所说的圣人就是至圣穆罕默德。⑥康熙三十年(1691),丁澎在为米万济《教款微论》撰写的序中也说:“西方有圣人焉,不言而信,不教而化,孔子尝言之。”⑦唐晋徽辑录的《清真释疑补辑》也延续了王岱舆、马注等人的观点,强调孔子所说的西方圣人不是佛陀,“或疑之曰:孔子当时所指为圣者,安知非西天之佛乎?答曰:佛能自创法门,亦非凡人也,但相率而入于清净寂灭之境,古今来,安有无父无君之圣人哉?”⑧

  孔子所说的西方圣人是至圣穆罕默德,是明清穆斯林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认识,乃至近代以来的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还持此种说法。民国十四年(1925),马邻翼在《重印〈至圣实录年谱〉序》中说:“夫孔子生于吾圣穆罕默德之前千有余年,而竟预知吾圣必生于西土。”⑨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春秋时期人,早于穆罕默德(571-632)一千多年,如何知晓西方圣人就是穆罕默德呢?一般认为,孔子和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孔子所说的西方圣人可能就是释迦牟尼。马注意识到这个问题:“客曰:‘孔子生于周,圣人生于唐,他隔地远,两相悬绝。孔子之对,或云是佛?’”10马注回答道:“异哉!此俗子之见,非可语于至人也。吾教自阿丹没后,钦圣接踵。孔子,儒者之宗也,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设,知天地之终。”11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和伊斯兰教中对穆罕默德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在伊斯兰教中,真主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先创造了先知穆罕默德的灵魂,其是宇宙万物产生的基础,“至圣先天地而为万有之源”。王岱舆在《正教真诠·真圣》中说:“经云:‘未有天地万物时,首先造化至圣之本来,’即所谓无极也。无极之显,是为太极,太极之体,无极之用也。真主运无极而开众妙之门,化生天地万物,皆无极之余光,然其本体的无亏欠。”12刘智在《天方至圣实录》中阐述的更为明确,真主先创造了穆罕默德的灵魂,后创造了穆罕默德的肉体,“至圣虽居人寰,而其灵实为造化之根原,其形实为天地之模范。”①“至圣之灵,卓出于天地未有之先,为万有理性之宗。至圣之身,挺生于天地既全之后,为万世圣人之果。是故天地之大,莫不胥其孕育而成有;万圣之灵,莫不禀其荫应而得生。是故其形为阿丹嗣,其灵为阿丹祖,其教统万教而皆备,其法集万法而观成,其道卓越万道而中正,与日月同光,与天壤同久。”②正是有这种宗教上的认识,穆斯林知识分子才认为孔子听闻的西方圣人就是至圣穆罕默德。

  明清时期的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接受并尊重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地位,但对孔子认为自己不是圣人的言论作了适合有利于伊斯兰教方面的发挥,将孔子所闻的西方圣人确指为至圣穆罕默德。

  二、孔子是圣人

  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他的弟子却将孔子看作圣人。子贡曾经问孔子是不是圣人,孔子认为自己还达不到圣人的标准,只是“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认为孔子的“学不厌”和“教不倦”就已经达到圣人的标准,子贡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③有若认为孔子是出类拔萃的圣人,“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④

  孟子认为,“圣人,人伦之至也”⑤,孔子是圣人,是他学习的榜样,因为孔子与其他人相比,“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⑥是“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是什么呢?孟子作了解释:“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⑦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孔子列入世家,并称孔子为“至圣”:“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⑧之后的学者对孔子更是推崇备至。

  王岱舆把孔子列为“觉命者”。王岱舆认为,伊斯兰教有三个根本宗旨:天命、天理、圣治。天命“乃真主敕命天仙,降传至圣,从天而下,故谓之天命,非所谓天命之降也。”王岱舆又把天命分为明命、兆命、觉命。明命者,“有明证,有玄旨,有法令”,受明命者,只有至圣穆罕默德一人。兆命者是“梦中受命,若黄帝之举风后力牧,武丁之举傅说,文王之举子牙是也。”觉命者是“心间开悟,若夫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之非谆谆然命之是也。”⑨以王岱舆的分类,中国的圣人只有兆命和觉命,没有明命,而伊斯兰教的至圣才具备明命、兆命、觉命,“天命三品,惟全正教,其他无非觉兆而已。”受觉命和兆命的人,他们做的也是圣人应该做的事,但他们与至圣相比却不知道认主,不知道后世复归。王岱舆说:“觉兆之命得之者,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亦圣人之事也。其与认主知人,先天之原始,后天之归宿,何有焉?”10这样,王岱舆又将孔子纳入到圣人的行列,但在至圣之下。

  乾隆四十年(1775),赛玙在《〈至圣实录年谱〉序》中尊崇孔子为圣人,甚至将孔子提到和至圣同样重要的地位。他说:今夫圣人之道至大,圣人之学至正,圣人之功至精。大则无所不包,正则无所不范,精则无所不备,此吾教至圣之特生天方,泽流东土,而立教垂万世于无穷也。伊古以来,圣人贤人众矣。上自伏羲、神农、黄帝,以逮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虽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得其偏,而惟孔子为集大成,时中而无弊。吾教之有至圣,犹四书六经之有孔子也,至大而无所不包,至正而无所不范,至精而无所不备。①乾隆四十二年,改绍贤在《〈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序》中也把孔子提高到与至圣穆罕默德同样的地位:“窃惟造化之降至圣,犹东土之有孔子也。故天之生圣,事虽殊而理实一;圣之所为,行虽异而心同。”②

  刘智在《天方至圣实录》卷一《至圣源流历代传光记》中说,努哈大圣人的三个儿子在大洪水退去后到各地治水,各地才有了人类的繁衍,“长子曰三穆,传圣光者也,世守中土,即今之天方。次子曰哈穆,治于西土,即今之欧日巴。三子曰雅伏西,治于东土,即今之赤泥。”③赤泥(或赤尼)是中世纪阿拉伯语中对中国的称呼。蓝煦在《天方正学》卷一《上统上中元图》中把雅伏西改为伏羲,在大洪水到来之前,努海(努哈)命三个儿子造船躲避洪水,在洪水退去之后,努哈命三穆率臣工二十四人治中土即麦加;命哈穆率臣工二十四人治西土即欧洲;“命伏羲率诸臣工二十四人治东土,都于赤泥,昆仑东来十二万里顺流东下也,伏羲著《易》,制六书,因天干地支造甲历以定岁时,建寅为岁首,为太昊皇帝,道传阴康,封之为神农,乃继位为炎帝。”④蓝煦在《上统中上元图》中认为,黄帝、尧、舜、禹、周文王、周公、孔子、老子、子思等人“皆相继伏羲之道统”。蓝煦又撰写了《伏羲大圣墓志》《神农大圣墓志》。蓝煦称伏羲、神农为“大圣”,力图将其纳入伊斯兰教有关圣人传承的道统中,孔子是继承伏羲之道统,间接地表示了孔子的道统也来自于努哈大圣人那里。但蓝煦没有明确提出“孔子大圣”,因为伏羲、神农是传说时期的人物,在道统追述中可以有所发挥,而孔子是一位记载明确的历史人物,将其纳入伊斯兰教的道统传承中确实有些困难。唐晋徽在《清真释疑补辑》中也提到这样的认识,“据天方经云:阿丹人祖曾命其后人雅伏西分治东土,广传教化,即儒书所称伏羲氏也。”⑤

  明清时期的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尊重孔子,并把孔子列入圣人行列。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在阐述伊斯兰教圣人道统时,试图通过将伏羲纳入伊斯兰教道统传承的方法来实现对中国圣人的尊崇和认可,但只有努哈的长子三穆(撒穆)“传圣光”,继承正统,其他的则偏离了伊斯兰教道统,这在信仰上又将中国圣人从伊斯兰教的道统传承体系中排除出去了。

作者简介

姓名:仇王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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