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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2020年04月15日 11:02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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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成都博物馆恢复开放,“映世菩提”特展得到观众关注。展览以南北朝佛教造像为主题,联合四川、河北、山东、甘肃、陕西等地12家相关文博单位,共展出102件(套)展品。据悉,此次展览中多件展品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力求展现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南北朝时期南北方佛教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展览将持续至5月,免费向公众开放。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来,南朝的佛造像艺术作品流传于世者远较北朝罕见,主要的考古实物集中发现于南朝时期的西南重镇——益州,即今成都及周边地区。南北朝时期的成都既是北方丝绸之路“河南道”的起点,亦通过水路与东南地区相联系,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中枢,在佛教东传和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当时的凉州、建康、长安、青州、邺城等地共同构成了南北朝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

  从清末光绪年间开始,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宽巷子、下同仁路、彭州龙兴寺及四川境内的茂县、汶川县等地陆续都有南朝造像出土,这些造像填补了中国南朝石刻的空白,也为南北朝时期佛造像艺术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从最早有明确纪年的“褒衣博带”式造像,到益州首次出土的阿育王全身像,再到不断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背屏式造像,成都的南朝造像呈现出独特的“益州风范”。

  北朝时期的佛造像,以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和青州(今山东半岛中部)为代表。邺城素有“佛都”之称。北魏后期,受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影响,邺城模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像大量出现。北齐时,邺城受印度笈多造像风格影响,继承北魏以来背屏式造像龙、塔、飞天、璎珞等传统因素,同时充分利用东魏以来白石造像的透雕技术,形成了“龙树背屏式”的新式背屏式造像。北魏坐佛三尊像、东魏立佛七尊像、东魏思惟菩萨像……展览中,不仅有南朝风格的“褒衣博带”、飘逸式韵味的造像;也有北齐时期薄衣贴体、温润式韵味的造像,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龙树背龛式造像,观众能从中感受多元文化交融下的佛造像艺术魅力。

  处于南北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青州,在南北造像艺术的交流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州在北魏至东魏早期的佛教造像体现出南朝“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征。自东魏晚期起,受印度秣菟罗风格的影响,轻薄叠褶服饰的造像兴起,逐渐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青州样式”。在南北朝晚期造像中,“青州样式”的外来特征最为鲜明,同时体现了汉式佛像艺术与印度笈多艺术的融合。最具特色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一褶衣带、半截佛手的细碎残件……林林总总,青州龙兴寺出土的造像以其巧夺天工扬名四方。

  西安碑林博物馆参展的5件佛教造像包括佛头、菩萨头、佛立像等,其精雕细琢的工艺、雍容大度的造型,彰显出北周至隋代长安佛教艺术的皇家风范。其中首次对外展出的一件从肩部残断的北周佛头,残高达80厘米,推测原造像应为高两米以上的大立佛,佛像面容方圆,低平肉髻上阴刻波状发纹,身着通肩袈裟,神情安宁威严,造型风格与碑林博物馆展出的几尊北周大立佛如出一辙,应该是出自长安皇家寺院的遗物。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后,其造像艺术在不同历史阶段因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多方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嬗变之中。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又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时期。南北对峙、兵戈扰攘的社会现实并没有阻碍佛教艺术的发展,相反源自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愈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不同区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展览从全新的角度解读南朝造像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以南北朝时期的佛造像为载体,阐释成都作为丝路重镇和文化枢纽的重要历史地位。从特展中,观众既能看到中印两大文明间的宗教、文化与艺术交流,中国南北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也能窥见王权政治和宗教信仰的结合,乃至佛教对普通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影响。这些纷繁复杂的文化因素在风云激荡的岁月中逐渐沉淀,为盛唐佛教艺术的绽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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